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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挥舞红布的斗牛士



孙中山倒向苏俄以获取军事上的支持实施北伐战争。黄埔军校前,孙文(前左)与鲍罗廷(右)。

《新史记》第34期  余杰 专稿


【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势,推动巨轮前进,随着时间的游移,巨轮也推着我一道前进。我自己也成了这庞然机器里的齿轮。
——鲍罗廷】
像条野狗一样被草草埋葬

1951年5月29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最残酷的集中营里,一名骨瘦如柴、头发和胡须蓬乱的囚犯,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古拉格的一个最寻常不过的编号。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群跟他一样等死的囚徒。

他熬过了残酷的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能幸免于40年代末新一轮的大抓捕。他被认定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是“外国民族主义者”——尽管他的前半生奉命在多个国家尤其是在中国拓展苏俄的势力,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战后那几年,苏俄的政治犯的数量更多了。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战争年代人口状况的剧烈变化以及直接将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劳改营里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在整个古拉格系统,超过百分之35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特别偏远、冰天雪地的劳改营,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远远超过百分之50。(注1)这名死者就是数百万计的政治犯中的一员。

他像一条野狗一样被草草埋葬,没有葬礼,没有墓地,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更没有十字架。此刻,他二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学生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成为新皇朝的皇帝和宰相,而他的死敌蒋介石则在台湾岛上咀嚼失去中国的痛苦——毛泽东和周恩来算是帮他为二十多年前的失败报了一箭之仇吗?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友人,如孙文、汪精卫、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邓演达等人,早已经以或荣耀、或耻辱的不同方式,先他而去。

三年后,斯大林死了,他获得平反。那薄薄一纸平反通知书,对他躺卧在西伯利亚冻土中的躯体没有任何意义,却让其遗孀的处境有所改善——她可以领取丈夫的养老金过活了。

他的名字叫鲍罗廷。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获准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这是苏联当局第一次向外界透露鲍罗廷的死讯,而他已经死去两年多了。(注2)鲍罗廷这个名字,在苏俄已被人淡忘,在中国却家喻户晓。他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一度成为大半个中国的“红色教父”,然后他自己也被这火焰灼伤。他是苏俄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颠覆中华民国政权的代表人物。近代以来,俄国是祸害中国最大的邻国,沙俄时代穷凶极恶地侵占中国北方的领土,苏联时代则以共产国际为工具向中国输出革命。

1884年,鲍罗廷出生在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的一个穷苦犹太人家庭,年幼时随父迁居拉脱维亚的里加。16岁时,他参加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同盟(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犹太知识分子选择激进左派的政治信仰)。19岁时,他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参与了1905年失败的革命,并遭到沙俄政府通缉。1907年,鲍罗廷远走美国,住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参加美国社会党,并尝试激进的新闻写作。1917年,他回到俄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1918年,他又奉列宁之命,游走于美国、英国、荷兰、墨西哥,到各国煽风点火。(注3)

鲍罗廷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人生大戏的最壮阔的舞台也是中国。1923年秋,他从西伯利亚进入满洲,再到北京。9月29日,他从上海南下广州。他乘坐的是一艘小轮船,为了掩人耳目,船上还顺带运送了两百只绵羊,他躺卧在绵羊之中,忍受着臭气。途中还遇到了台风,如果不是船长在台湾沿海找到避风之处,说不定鲍罗廷也逃不掉这群死得一只不剩的绵羊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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