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我的频道

中美贸易战根源 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崛起



黄湘

中美贸易战硝烟已起,特朗普发难背后是经济民族主义,以增强连任机会。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冲撞。美国的国家利益曾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合作无间,都是美元国际流通一环,受益于全球化;然而如今美国忧虑北京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在贸易战的博弈中,中国具备反制手段。然而中国担心会引发不可控的对抗,错失“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山东省的钢铁厂


美国密歇根州的钢铁厂


中美双边商品贸易统计(亿美元) 

中美贸易战箭在弦上,硝烟可闻。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席智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以特使身份访问美国,希望化解中美贸易纠纷,改善两国关系,结果却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见,铩羽而归。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二月二十八日向国会提交年度贸易报告,声称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务必还击。特朗普更在三月二日发推文声称:贸易战是好事,能轻易取胜。

美方发动此次贸易战的动因既有经济考量,更是出自政治战略。特朗普的助手们认为,中国并没有诚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向美国的产品和投资开放市场,所谓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如今几乎普遍持有类似看法。《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三月一日刊文《西方如何误判了中国》(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宣称,西方国家一直下注于中国可以走向民主与市场经济,这个赌局已经输了。

因此,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能与当年纯属经济范畴的美日贸易战同日而语,而是应视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前奏。二月二十八日,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为美国和台湾的官员互访解禁,该法律极有可能在近期获特朗普签署落实,从而颠覆作为中美建交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中美或将陷入接近“冷战”式关系的边缘。

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也是为了争取连任,也争取中期选举的胜利。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就是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先,重回二十世纪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老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假定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将竞争对手纳入国际经济秩序,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而经济民族主义否定这一假定,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对美国不再“自由、公平、互惠”,美国需要打破不公正的贸易体系(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转向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经济学家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他基本立场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中国故意降低环境标准,使用廉价劳工,操纵货币,窃取知识产权,提供非法的出口补贴,等于对美国进行全面贸易战,让美国消费者为中国崛起买单。美国必须设立保护性关税政策,重新夺回制造业。

中美是否会出现“新冷战”?中国为何数十年来兜兜转转一直未能建成美国所期待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美国为何会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招,不惜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打一场极有可能“双输”的贸易战?

三月一日,美国宣布将无限期对进口钢铁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在美国进口钢铁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地区)中,中国排名第十一,名列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国之后,但是,中国的大量钢铁是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这个排名并不说明问题。事实上,中国钢铁产量几乎占全球一半,中国的铝产量也几乎占全球一半,因此中国无疑是这项政策的首要目标。而这仅仅是开始。据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计划在未来数月推出一连串针对中国的措施。

从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制造业对此次贸易战比较赞成,金融界则普遍反对。不过,金融界在当下并不能为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不能提供特朗普政府所需要的政治支援,因此也就难以影响其决策。

面对美国挥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中国其实具备不少反制手段。从美国的小麦、棉花、大豆等农产品,到波音、苹果手机、汽车等工业品,中国都是大买家,一旦采取报复行动,美国相关产业行业将会颇受损害。中国还可以选择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抛售部分美国国债、限制公民赴美旅游等等。

然而,中国并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因为担心会引发不可控的中美对抗,从而错失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二月二十七日刘鹤抵达美国当天,中国终止了原定持续至二零二一年的对原产美国的白羽肉鸡产品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求营造气氛。虽然刘鹤无功而返,中国媒体依然宣称他此行“打开共识空间”。

但是,在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如此激昂、北京当局对于“大国崛起”的宣传已经如此密集而深入的背景下,倘若在贸易战中退让求和,多少对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如果采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视野,可以说,在当下“修宪”的时间点上,北京正在从法理型的支配结构过渡到超凡魅力(Charisma)型的支配结构,又如何能够高挂免战牌,自损颜面?

此次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冲撞,在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冲撞是必然的,也可能是致命的。在以“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石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曾经是美元国际流通的一环,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主导全球化秩序的美国合作无间。然而,时移世易,如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角色是中国“凿空”新型国际秩序的排头兵,美国也转向了经济民族主义。刘鹤的上升和特朗普的上升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迄今为止,刘鹤一直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恰恰是在刘鹤所倡导的“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变得更加“我武维扬”。事实上,从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五年,如果中国的金融化进程能够成功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海外投资难的“金融抑制”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有力对冲,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与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对抗。但是金融化进程迅速走向了无序和泡沫,原因既是源于过量的货币宽松(由“债务货币化”的内部因素和全球货币超发的外部因素共同引发),也是源自陈旧金融体制的“监管缺位”,更是来自党国权贵集团的上下其手。而当国家资本主义再度成为经济结构中的主角,作为政治配套措施的威权主义升级也就水到渠成,

在当今世界,美国还可以遏制中国吗?事实上,在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遏制政策当然是美国决策者可供考虑的选项。或许有人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不能太过分。

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朝鲜问题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明显淡化,美国认为朝野领导人金正恩是理性人,拥有核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不会主动对美国及其盟国动用核武。当前朝鲜和韩国开始新一轮修好,金正恩对韩国特使表示,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展开谈判,并会在谈判期间暂停所有的核子试验及导弹试验。这意味著朝鲜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显著弱化。

抛售部分美国国债,是中国应对此次贸易战的选项之一,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可以把抛售美国国债当成迫使美国就范的“核武器”,实属大谬。人民币国际化的停滞,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必须保汇率、保外储,以维护国内经济稳定。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资金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官方的美元储备,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必然会给美国留下钜额财政赤字,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元霸权,但对中国来说却是远水难解近渴。

中国曾以美为师

美国曾经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效仿对象。一九八八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与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会谈,探讨如何实现“价格闯关”,两人互表钦佩。虽然弗里德曼对赵紫阳的建议无法在中国落实,但是当时陪同弗里德曼访华的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一九九零年代朱镕基制定的中国货币制度深受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影响。

社会学家郦菁在其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驯化职业: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济学家与国家》中指出,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中国政府出于合法性等考虑,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了接受美国科班教育的“主流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话语占据不断生长的公共空间,彼时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仿佛就是那个时代的“良心”。

郦菁进而指出,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在公共空间一度垄断话语权,但他们对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政策研究主要由官僚体系内部的专业研究者承担。而且,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政策组合是可以拆开的,一九九零年代的中国在某些政策领域采用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但在另一些方面与之背道而驰,国家的控制力并未削弱,反而加强了。

郦菁所说的拆分“新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抓大放小”,即重点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培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中小国有企业则放任其自谋生路。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和宋铮的研究都表明:关闭亏损国企所释放的资源被私有企业利用,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同时,减少冗员和加强国企之间的竞争,也显著提升了国企效率。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兴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从二零零二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国进民退”的时期。二零零三年国资委成立,其角色相当于央企部门的控股公司。延续“抓大放小”的逻辑,国资委及央企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并且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一经济模式在学术界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政治学家蔡欣怡(Kellee S. Tsai)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其一,国家独占战略性产业的资产并制定产业政策加以保护,同时以央企人事任命权强化对这些产业的控制;其二,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运营又是市场导向,并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型央企在海外上市、扩张、收购、兼并,二零零三年,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央企有六家,零八年增至二十四家;零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不过二十八点五亿美元,零八年则高达五百亿美元,大型央企在其中占据了主要份额。

这一波全球化的原则是提倡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何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会大蒙其利呢?政治学家吴国光二零一七年出版的《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一书对此有精辟分析。他指出,全球化翻转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有效管治的威权国家可以依靠强力压低成本,帮助资本取得超额利润,因此资本会向威权主义有效管制的国家流动。换言之,恰恰是由于中国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到国家的控制和保护,使得有关央企在国际市场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

秉持“新左派”立场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CC Huang)则于二零一二年在《开放时代》杂志撰文指出,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无可厚非,削弱国有企业将会严重削弱而不是强化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他批评由资本占主导地位、以盈利为目标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回到改革开放最初的理想——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其实,这一波全球化的底蕴并非意识形态挂帅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号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由德意志银行的三位经济学家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在二零零三年提出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美国过量发行货币,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调控汇率低估本国货币来推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造成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然后它们再用从贸易顺差中积累的大量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例如美国国债等),弥补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从而实现美元在国际流通中的平衡。

中国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坚力量,对美国存在钜额贸易顺差。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外资引入后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流通使用,因此银行一手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储备,一手投放人民币,形成外汇占款。从一九九五年到二零一二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值越来越高,成为央行投放货币的主要渠道。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提出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土地金融”由此兴起,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用房地产市场来吸纳外汇占款带来的过量货币,避免一般商品通胀。

然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在于,美元是纯粹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各国之所以持有美元是基于对美元价值的预期。而随著美国债务的不断累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优势,通过多印钞票“赖账”,使得“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趋于动摇,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著历史性转捩点,美国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和国债收益率降低,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选择减少美元资产以避险。“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走向解体。

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美经济通过赤字美元的回圈而获致了一种不甚稳定的平衡。而当这一体系趋于解体,中美经济遂走向失衡。

四万亿投资计划功与过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了总规模四万亿人民币(约六千三百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当时中国出口急转直下,沿海地区出现失业潮。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迅速吸纳了二千多万失业劳工,还导致整个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其工资价格亦快速上涨,化解了高失业危机。

但是“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弊端也是极其显著的。中央政府当时要求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尽快开工,并在执行过程中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放贷或购买债券,导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比“四万亿”危害更大的,是当年十二月中国政府发布的“金融三十条”,要求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争取零九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百分之十七左右,由此引发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零九年M2同比增长高达近三成。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且需求恶化的条件下,大量“被迫”借贷的企业不得不投资地产,以减轻还息压力,导致房价暴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使得央企可以凭借廉价的资本大肆收购兼并,令“国进民退”益发加剧。中小企业融资却深受挤压,举步维艰。

由“四万亿”所衍生出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李克强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著力解决的重要问题。除了对存量债务采用债务置换等经济手段之外,新一届政府还以反腐的霹雳手段,对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进行围剿,遏制增量债务。这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使命与挫折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日程。从政治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意味著挑战美元霸权,增强地缘政治话语权,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从经济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直接好处是解决贸易顺差所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问题,避免外汇占款在央行货币投放中的高比重,从而减少通胀风险。

在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层更加微妙的使命,就是推动中国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以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 Of Stiglitz)。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九九八年所提出的概念,意指新兴市场国家将贸易顺差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然后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接受这些美元之后,又将其以证券组合、对冲基金等形式,投资新兴市场国家的高成长市场以获取高额回报。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斯蒂格利茨怪圈”堪称一个扰动项。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联储大肆印刷钞票的条件下,美国热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套利就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套利之所以可能,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流动性投放和通胀之间存在时滞,在一国之内一般为九到十八个月,在全球范围内时滞更长,因此先下手为强,越早获得流动性就越能获益。二是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出口部门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国家坚持对资源价格的管制和对汇率的低估,因此热钱可以享受到投资品价格低估和汇率低估的双重好处。

换言之,要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货币政策部门就要获得凌驾于出口部门利益集团之上的话语权。这也是中国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时不便明言的重要考量因素。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中国分部部长的经济学家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二零一七年出版的《赢得货币: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the rise of the renminbi)一书中,将人民币国际化称为“特洛伊木马”,原因正在于此。人民币国际化的使命不仅是为了实现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结构性改革。

二零一六年十月,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阶段性目标,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成为美元、欧元、日圆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大幅提高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然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却面临挫折,被迫停滞。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贬值预期和持续资本外流相互强化,中国政府为了保汇率和保储备,动用政策手段收紧跨境资本的流动空间,跨境人民币结算也受到影响。而贬值预期和持续资本外流,则是源自中国越演越烈的金融乱象。

中国货币宽松与金融乱象

二零一五年春天,中国经济出现了两大热潮。一是《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发挥作用。二是争先恐后的股民在官方媒体的号召下“为国护盘”,令股市飙升。两大热潮结果都是烟花易冷。从一五年六月到九月,中国股市急跌将近一半,大量股民财富灰飞烟灭;而互联网金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势下,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庞氏骗局。

中国有关部门将一五年股灾定性为“经济政变”,事涉权贵集团的暗箱操作,至今尚无充分的公共信息,姑且不论。互联网金融的乱象,则是直接源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规避”(regulatory avoid),在根本上源于中国一五年开启的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

这一轮货币宽松具有国内国际的双重原因。就国内而言,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在从以前的融资平台债和贷款置换为新型债券之后,利息大为降低——这是为了降低地方政府还债压力——且流动性低,商业银行不愿购买,因此最后还是通过政策上的特殊安排来实现。央行一方面以外汇储备曲线注资国家开发银行,由其出面运作新货币工具,解决地方债务置换问题,另一方面又向多家银行提供低息再贷款。此即所谓“债务货币化”,在当时被业界惊呼为“中国版量化宽松”。

就国际而言,自从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央行都采取了相当进取的货币宽松政策,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压力。中国货币政策相对保守,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同时,却也令国际需求由中国产品转移到了外国产品,对中国的国内需求产生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在上述条件下,货币宽松就成为当时央行的必然选择,但其后果却始料未及。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每况愈下,在货币宽松造成的贬值压力面前,抛货币抢资产,抛本币抢美元成为投资者的理性选择。而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缺位使事态急剧恶化。

自从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李克强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在改革的旗帜下,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剧变。各类理财、基金、投资和金融创新产品涌现,进入资产管理时代。大型金融集团实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多种牌照的融合,混业经营。互联网巨头凭借强大的入口优势,涉足金融服务。狂飙突进的“加杠杆”成为主旋律。而传统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完全跟不上时代,对于跨领域的金融创新互相推诿,导致监管缺位。互联网金融层出不穷的庞氏骗局,就是直接后果。

更重要的是,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表态时所言:“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 这些深具党国权贵背景的金融大鳄乃是中国金融体系超级“加杠杆”和资本外流的主力。

货币宽松和监管缺位所引发的金融乱象,令习近平决意将国务院人马投闲置散,由其首席智囊刘鹤设计中国经济战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央提出刘鹤首倡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用“去产能”政策替代了此前以做大股市盘活企业融资的“债转股”政策。当年十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防风险”,启动了金融政策的重大转型。

供给侧改革与威权主义

一六年五月,社会学家张跃然撰文评析供给侧改革。他指出,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推动产业升级、淘汰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再分配政治。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红利,只是给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了高薪工作的额外机会;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薪阶层只能转入更为低端而不稳定的服务业,或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

张跃然进而指出,中国之所以采取这种阶级再分配政治,是因为意识到中产阶级是维持政权稳定的关键。中共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在经济下行时期,低收入群体往往首当其冲、受害最多,最有可能发起集体行动、增加政治不稳定因素。因此,“将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中高收入群体——牢牢抓在手里,对中共来说不失为一种避免合法性危机的手段”。

二零一七年底,习近平的亲信、十九大以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在北京发起了一场驱逐“低端人口”的运动,堪称验证了张跃然的判断。前文提到的黄宗智念念不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谓彻底式微。

从产业结构而言,供给侧改革其实再度推动了“国进民退”,这或许并非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但是在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行政命令再度扮演了关键角色。大批规模和环保不达标的中小民营企业被限产关停,而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却可以挤占利润。一六年十月,经济学家晏智杰撰文质疑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他指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市场?与体制改革相比,结构改革是从属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倡导者声称,政府应当从过去主要抓“需求侧”,转变为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包括以行政手段实施“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那么,这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还是要坚持和强化旧体制?

一带一路的经济面考量

与供给侧改革相呼应的,是习近平力主的“一带一路”战略。抛开地缘政治的考量不论,仅从经济层面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投放过剩产能、利用过剩资本的关键。中国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庞大产能,在工业化、城镇化步调放缓,内需减少的情况下,需要新的境外投放空间。而随著金融体系“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转型,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在国内的业务量锐减,需要找到新的收益来源。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无法与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相匹配,只有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提供适合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高收益资产。

显然,“一带一路”必须由国家出面,与相关国家双边谈判确定建设运营管理模式。相关建设的还本付息周期也相当漫长,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国家才能承担风险。也只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或是拓展与相关国家央行之间货币互换的人民币使用,才能保证其金融后盾。所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再次成为主角,但这和二十一世纪初有很大区别。当时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以利润导向行事;如今却是在后全球化时代充当中国“凿空”新型国际秩序的排头兵。它与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冲撞,乃是历史命运的必然。

威权主义升级的宿命?

二零一八年,以“修宪”为标志,中国政治启动了威权主义的升级,令海内外为之侧目。如果相信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那么,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如此威武凌厉的背景下,这种升级几乎就是无可避免的宿命。但是,如果相信韦伯关于“意识形态权力”的论述,那么,这一轮威权主义升级,因其“意识形态权力”的短板,实属未定之数。

此次贸易战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这种政治上的对华敌意不仅为特朗普政府所持有,而且几乎是当今西方国家政治精英的共识。因此,贸易战一旦启动,其深度、广度和后续反应,可能都是难以预料的。

比起相关产业行业的利益得失、通胀和资产价格的起起落落,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中美贸易战将会急剧推动国际秩序的解构与重构,在造成巨大动荡、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将会在国际和国内催生新的社会空间和权力网络。也许,历史的逻辑就是不断用新的错误去破解上一个错误,从而使得上一个错误不至于成为固化的常态。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似乎只有将错就错。

亚洲周刊

 

相关新闻

猜你喜欢

六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