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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三:我说出这些话,才对得起自己良心

 

【明镜网编者按:本文系作者陈楚三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的自序,经授权发表。标题均为编辑所拟。

“楚三”这个名字,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小儿子,1942年出生于新疆军阀的监狱中。196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65年加入中共。文革中是蒯大富对立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之一,文革后被陈云点名严厉批示。曾在军工科研机构、大学、民营企业工作,现已退休。】


本书书名“人间重晚晴”,出自唐朝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人抒发对多年仕途不顺、宦海浮沉之后终于感受到人情温暖、能过一段平静生活的珍惜之情;笔者的人生虽然平庸,但也略经坎坷,多半辈子迷信、盲从、紧跟,“六四”以后才有所醒悟,所以谓之“晚晴”,来日无多,更值得庆幸和珍重。
 

陈楚三《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

 

所谓“红二代”

本书的副标题“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之所以用“所谓”二字,是因为我不认同这一称谓。“红二代”泛指由“红色血统”子女组成的群体。狭义的“红二代”主要指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子女,广义的“红二代”应该包括所谓“红五类”(当年对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子女的统称),现在社会上所称“红二代”一般是狭义的;但不论广义、狭义,这都是一个“血统论”色彩很浓的词汇。2017年清明节期间,北京八宝山墓园门口居然悬挂“传承红色基因”的横幅,企图让现代的生物技术为“血统论”背书。老干部子女是“红二代”,要传承“红色基因”,原来“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统称)曾被称为“黑五类”,他们的子女莫非是“黑二代”?传承的是“黑色基因”?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红色基因”,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我的父母皆出身地主家庭,“基因”都不“红”;不但有一些自诩为“红二代”者在反腐斗争中落马,而且许多未落马的“红二代”占据国企高位,岁入上百万,家财过亿,纸醉金迷,完全和老一代革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宣扬所谓“红色血统”、“红色基因”,只能助长这些子弟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加深他们和普通百姓间业已存在的鸿沟,使他们更加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根红苗正》,其实也是“血统论”的语汇,“苗正”涉及成长过程,与教育有关;但“根红”恰恰是指“红色血统”。用这个标题,只是想堵住那些动不动就要挖“反动思想的阶级根源”的人的嘴,而并不表明我认同这种语汇。

向被我伤害的人郑重道歉

笔者参加了“四清”、文革,经历了“清查5.16”、“批林批孔”和“批邓”,曾经认为自己的表现还可以,比如“四清”中没有打“走资派”,文革中反对极“左”思潮,运动中没有做过违心、亏心的事,等等;但是认真地回顾过去,特别是“六四”震惊后的反思,才发现“不对了”。文革中反对极“左”思潮,只是以“左”反对蒯大富的极“左”而已。“四清”中我亲手“揪”出“反动青年”关铁城,文革中在贵州把彭光第当作“挑动派性的坏人”,石科院“批林批孔”贴了侯祥麟院长的大字报,太康五七干校贴大字报说张校长是“走资派还在走”;做这些事的时候,认为这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遵从毛主席的指示,确实不“违心”,也不感觉“亏心”,然而现在看来,在长期“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限忠于”的灌输教育下,那时自己的“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化”、“党化”——“奴化”了,所以只知“紧跟”(实际是盲从),没有“在肩膀上长著自己的脑袋”。除了在本书的相关章节,向这些被我伤害的人诚挚地道歉之外,也有必要在本书一开头就郑重地道歉,他们有的已经辞世,希望他们的后人也能接受我的道歉。

长期“阶级斗争天天讲”、“相信党”、“忠于毛主席”的教育,“亲不亲,阶级分”的宣传,使许多善良的人迷失了本性,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大义灭亲”。

中国共产党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无数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确有许多革命者“六亲不认”,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而投身革命,也有革命者在家庭或亲友助纣为虐、危及革命事业的紧急关头大义灭亲;这些是应当肯定和讴歌的。然而,当年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后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同时,也助长了紧跟领导、盲目服从、越“左”越好的风气;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天天讲”阶级斗争,只言片语就上纲上线,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的“大义灭亲”,往往背离良知,只会酿成冤案。

本书中曾述及,笔者的一位朋友“六四”时目睹被坦克压断双腿的两名无辜群众,回家后说到此事,竟被自己的岳母——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向公安局举报,公安局了解到他曾救护一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他岳母的“大义灭亲”才没有造成后果。

凤凰卫视曾播出一期《冷暖人生》节目,在节目中,律师张红兵痛悔自己在文革中举报母亲,把母亲送上了断头台。当时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要为刘少奇翻案,张红兵和他的父亲认为她攻击诬蔑伟大领袖,于是“大义灭亲”,向军代表举报;举报后不到两个月,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犯”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红兵回忆说,“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听到母亲“攻击伟大领袖”的话之后,当年16岁的张红兵就认为她“不是母亲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了”,所以才举报。目睹母亲被抓走,张红兵“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文革后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但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

“大义灭亲”的启示

革命前辈李锐的前妻范元甄的“大义灭亲”,也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李锐和范元甄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志同道合,于1939年结婚,婚后曾有过幸福甜蜜的共同生活,但他们曾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却预示了这段美满婚姻的必然终结。1943年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李锐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也受牵连被“抢救”。1944年6月李锐获平反,知悉范元甄被邓力群“抢救”到床上的丑闻后决然离婚;范元甄表示了忏悔,在一些同志的劝说下,一年后二人复婚。但范元甄其实已经与李锐渐行渐远,她在1950年4月5日的信中写道:“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著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被归于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而受到批判,范元甄“大义灭亲”,不但坚决与李锐离婚,而且竭尽全力揭发李锐,包括举报李锐私房话中的“反党言行”,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蒙冤20年;1979年李锐平反,并先后出任水电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但范元甄仍不放过李锐,继续到处告状。范元甄曾说:“我与李某有过20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

范元甄的“大义灭亲”不只是对李锐,据李锐范元甄之女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所载,刚解放不久,范元甄就领著两个妹妹斗争自己的大弟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她的大弟弟不能承认这子虚乌有的事,李南央说:“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

1936年参加革命的范元甄,算得上是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自认“真心革命”,断定李锐是“假革命”,不但自己不遗馀力地揭发李锐,连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给李锐打电话、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抚慰李锐,范元甄都要向上举报、揭发。李南央认为,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

源于延安整风的负效应

张红兵举报自己母亲时只有16岁,有更多他的同龄人在文革中也曾揭发批判自己的父母;前述举报自己女婿的我朋友的岳母,以及“揭发”自己弟弟和丈夫的范元甄,却都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类似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也有不少。可见,这种完全被扭曲的“大义灭亲”在特定时期内已不是个别现象。如果说,文革中青少年的这类举动,是受到林彪狂热吹捧“最高最活”、“四个伟大”的影响;那么,那些“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这类举动,追本溯源,则是源于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清算了教条主义,确立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但也开启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则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顶峰”,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正是这样长达二十馀年、而且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造就了范元甄式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正是长期灌输这种个人崇拜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体系,催生出愚忠、无知、“大义灭亲”的青少年。

我也是在这个教育体系下长大的,总算良知没有完全泯灭。文革中当我的朋友周泉缨因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陈伯达而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没有人云亦云;当我的母亲、继父、岳父、岳母都被说成是出卖我父亲的“叛徒”而相继隔离、关押、监督劳动时,我没有“划清界限”,在给继父任职的武汉军区空军领导的信中,表示拥护组织上对继父的审查,同时提出不应因此影响到我的弟弟妹妹。毕竟,对亲人、对朋友接触多,是了解的,没有“跟风”。但前述涉及关铁城、彭光第、侯院长、张校长,我的所作所为却表明,自己受“左”的毒害已经很深了,而且比很多同龄人觉悟得晚,这是使我十分惭愧的。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既亲身投入于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目睹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经历了文革等政治运动,亲身体会到“左”倾错误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危害。我们有责任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留给后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留给后人。

把真实的毛泽东留给后人

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网络上有人在比赛谁更“恨”毛,有的说当年听到毛逝世消息并不悲痛、没有哭,有的说听到这个消息暗暗高兴,有的暗示这是个“好日子”,有的则说应该“庆祝”这个日子。也许,他们想到的是许多“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也许,他们想到的是那些冤假错案中屈死的冤魂;也许,他们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其他“罪行”;可是,他们偏偏没有想到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列宁也曾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中的故事,指出:“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克雷洛夫的结论是,“评论天才人物,不要一味寻找他们的不足,而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善于发现他们所达到的高度。”毛泽东,正是中华民族永远引为骄傲的、叱吒风云的雄鹰!

近二百年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直至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让中国站起来,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朝鲜战争中,挟二战胜利之威、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输给了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仅仅这一历史性事件,就足以载入史册,足以使毛泽东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至于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许多文章都有论述,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本人不再赘言。

毛泽东当然有错误,有些还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一定要说成是罪行也未尝不可。但是第一,毛泽东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既有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基因传承”,又有前苏联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第二,毛泽东的错误,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不能都诿过于毛泽东个人。

毛的错误实际上是党的错误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基因”,就是皇权专制,“一把手说了算”。毛泽东传承了专制基因,其他中共领袖又有几个没有传承?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后期提出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和皇权专制下的“金口玉言”如出一辙。邓小平有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他不但自己承袭皇权专制,当了“太上皇”,还要求传承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毛发动文革还有中央全会的《决议》为依据,邓出动军队、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则全凭“金口玉言”。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以俄为师”,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以苏联为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一党专政,不断清洗“反对派”;个人崇拜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治国(邓小平指出:“在党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是搞得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如此,朝鲜、越南以及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并非只有中国“独此一家”。

所以,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最好,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则是把斯大林模式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相结合,这才是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其他的中共领袖也同样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和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笼子”,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邓小平何尝不是这样?只有认真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与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决裂”,才能避免重犯毛泽东的错误。

毛泽东的错误,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错误。据说刘邓反对毛的“左”、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没有机会担任一把手,但从刘在“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表现看,他同样也“左”;邓小平主持的反右和军队反教条主义,不“左”吗?毛去世后邓没有担任一把手,却以“太上皇”身份拱下了三个一把手;毛不民主,邓民主吗?

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和党内斗争,每一次都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每一次中央都作出了决议。吴忠将军在口述回忆中说,“我们党内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有几个站在彭一边替他说话?好像是毛主席一个人做的决定,其实大家都跟上去,都贬彭德怀。”“当然毛主席的责任大,但参加会议的、赞成决定的,都有责任。”吴忠的话有一定道理。庐山会议上,尽管有相当多的人开始曾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但毛泽东一表态,慑于毛的权威和政治高压的氛围,也不得不转而批彭并检讨自己;这固然是党内缺乏民主造成的,可毕竟决议是“一致通过”,大家都举手赞成,不能说只有毛泽东错,别人都没责任。

许多时候,一些“左”派人物“揣摩圣意”,迎合毛泽东的意图,影响毛泽东的判断,助推了毛泽东的错误;许多时候,党中央被“封锁消息”、不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毛泽东只能代人受过承担责任。即以三年大饥荒而言,全国饿死三千六百馀万人;可有多少人知道,几个死人最多的省份,都对中央严密封锁实情,寄往北京的邮件受到检查,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甚至中央派出的调查人员也受到监视和诬告;最严重的是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任第一书记的四川,其他省市按中央指示纠“左”时,四川却坚决“顶住”,到1962年还有人饿死,四年中饿死1250万人,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廖伯康,因此遭到李井泉迫害,受劫难近二十年才彻底平反。可见,把共产党上下各级干部的错误和恶行都诿过于毛泽东个人,显然不公平。

因此,既不应一味歌功颂德、掩盖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应沉溺于毛的错误、一味泄愤甚至幸灾乐祸,而要力求站在民族兴亡的高度,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才能把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留给后人。

新个人崇拜和新党八股

在政治领域对领袖“无限忠于”的个人崇拜,再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六十年前,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因此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受到毛泽东的信用;后来林彪也因宣扬“顶峰”、“最高最活”而一跃成为“副统帅”。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决反腐,一边大力改善民生,得到党内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却又出现了新的个人崇拜的苗头,有高级官员要求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竟说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样的过头话!这和当年要求对毛泽东“无限忠于”简直如出一辙。习近平同志,警惕啊!

除了新的个人崇拜的苗头,还出现了新的“党八股”。网络上已经流行的“伟光正”、“邓三科”,就是对新的党八股的形容词。我起初不明白“邓三科”的意思,后来才悟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此后的两任总书记也都在中共的“指导思想库”里留下带有自己印记的“思想”。现在已经有“马列毛”、“邓三科”六个了,如果每一任总书记都“前赴后继”、照此办理,若干年后,在中共各级领导们的讲话中,仅仅“指导思想”前面的专有名词就得占用越来越多的篇幅和时间,能否一口气把这些专有名词准确无误地说完,也许会成为各级领导们的“负担”。但愿新的党八股早日被废止。

这就是我——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肺腑之言。我说出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自认对得起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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