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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反思中国 从漂泊到心灵建设


刘再复: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图:刘剑梅提供)

刘再复小档案
生于一九四一年农历九月。福建南安刘林乡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部负责人,《文学评论》主编,外国文学所丶语言所丶少数民族文学所丶中国文学所等四所学位委员会召集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一九八九年旅居美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丶科罗拉多大学丶斯德哥尔摩大学丶卑诗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丶东海大学丶香港城市大学丶科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丶客座教授丶讲座教授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学院驻校作家。刘还到过东丶西方四十多所大学访问及作学术讲演。著有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五十多种,各种版本中文书籍一百二十三种,并被翻译成日丶韩、英丶法丶德丶瑞等多种文字。

江迅、袁玮婧

著名作家刘再复自“六四”事件后漂泊境外近三十年,反思中国。他自认一直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为中国的改革与新生兴奋了四十年,并坚定地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有未来。他说,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不幸”与“大幸”两个时期,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大幸”,中国能否“续幸”,而不再发生“不幸”,还要靠执政者作开明的历史选择。

二月二十五日,走近香港湾仔柯布连道与庄士敦道交汇处,拐入被港人视为文化生活荟的三联书店,蓦然所见玻璃橱窗上的大幅广告:刘再复教授新作:《什么是文学》、《怎样读文学》、《什么是人生》、《我的写作史》。二月二十七日,步入香港科技大学李兆基校园,又见刘再复与好友阎连科三月二日对谈《文学人性论》的张贴广告,刘再复以香港科大高等研究院资深访问学人、田家炳中国文学驻校杰出学人身份,与来自北京的著名作家、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阎连科对谈……

作为中国一代知识份子的经典人物,刘再复在香港始终是话题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国务院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部负责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用他的话说,他“美学逃亡”而旅居美国。他现任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学院驻校作家,每年都在香港居住四五个月。

二零一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望四十年流光溢彩的壮举,人的解放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解放推动和促成了社会伟大变革,没有四十年来人的解放,一切的发展与成就都无从谈起。有学者认为,四十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是人的解放。知识份子的解放和发展是全方位的,知识份子被确立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获得政治地位。这四十年,中国知识份子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变化,就是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解放、体制的解放、创造力的解放。在这场时代大变革中,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既是受益者,更是无可替代的推动者。

一月三十日,刘再复在接受亚洲周刊独家访问时说,“知识份子总是忧国忧民,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心情总的说来比较好。现在人文知识份子又感到一种压抑。不能畅所欲言,不能如同八十年代那样,心无拘绑,思想飞扬。像我自己感受到的,不让我说‘普世价值’这种基本概念,就觉得很压抑”。

刘再复说:“我一直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为中国的改革与新生高兴了四十年,兴奋了四十年。不管走到哪个天涯海角,人生发生怎样的曲折,我一点也不变。时至今日,我还是坚定地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有未来,才会前途无量。这是我的判断,相信也是我们一代知识份子的共同判断。不管命运遭受怎样的打击,道路发生怎样的波折,在中国问题上,我始终是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

他说,从商鞅开始,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全失败了,只有邓小平成功。邓小平的功劳,就是把潘朵拉的魔盒打开了,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这就刺激人去奋斗,中国社会便有了动力。毛泽东说“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为动力,那是假动力。其结果是民不聊生,国将不国。邓小平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欲望”放出来了,这才有了真动力,也才有了中国今天的繁荣。可惜,邓小平去世太早,没有解决如何制衡欲望这个魔鬼。邓小平也有错,但功大于过。

说起邓小平,刘再复的态度异常鲜明。他说,邓小平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扭转了乾坤,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之路。“六四”事件之后,他蒙受的压力更大,人们把“六四”风波归结为改革路线,但他到南方发表讲话,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更不容易。刘再复说,对邓小平,要宏观地看,历史地看,要把他放在中国苦难的历史背景里看。

他说,自从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不幸”与“大幸”两个时期。“七十年代末”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时间点。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的不幸是因为“外忧内患”,也可以说是“外挨打,内自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本来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机会。但毛泽东只结束了“外忧”(挨打)的局面,并未结束“内患”(内斗,自打)局面。民族生活的重心还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还是八亿人民内部天天斗,日日斗。以至于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执政,中国的民族生活重心才转移到和平建设、经济建设,七十年代末这个历史瞬间,是中国“大幸”的伟大瞬间。

称之为“大幸”,刘再复总结为四方面原因:第一,这个瞬间,中国出了个邓小平,相随相伴又出了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个臂膀,从而开始了中国自上而下的伟大改革事业;第二,此次改革不是小改革,而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改革、大变动,这种变动,通常需要战争。但中国和平地完成了变动,这又是“大幸”;第三,中国确认改革开放路线,正好赶上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流,中国也顺利地进入了世界经济结构;第四,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恰恰赶上全世界的“电脑网络”时代大进步,从而进入世界先进技术行列。此次与最新科学技术相逢,使中国实力猛进。如果未赶上,那将永远落后,这也是一种“大幸”。

刘再复说:“内斗结束了,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康了,这是‘大幸’,我为这个‘大幸’高兴了整整四十年。”他认为,“这四十年要宏观地看,微观上说的话,美国问题也很多,不比中国少。我到了西方才知道这一点”。

今天的局面该怎么看呢?刘再复说:“我只关心,但不参与。”他说:“现在中国走在世界经济、技术前列,作为中国人,我由衷高兴。但是,中国能否‘续幸’(继续大幸),而不再发生‘不幸’,还要靠执政者作开明的历史选择。倘若向毛泽东靠近,再次祭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梦自然就会化为‘噩梦’,不幸还会发生。倘若吸取历史教训,守持和平建设这个民族生活的重心,那中国将会日益富强。”

刘再复表示:“近代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做著两个梦,一是国家富强梦,一是个体自由梦。两个梦缺一不可。”刘再复说,他个人为了这个“个体自由梦”,放弃了荣华富贵,放弃了鲜花与掌声。有这个梦,才有知识份子的尊严与品格。如果国家严控,禁锢、管制的政策不松绑,个体的自由梦全落空,那么,国家富强梦早晚也会“落空”。作为虔诚的体制内改革派知识份子,刘再复说,“开口不能仅存吃饭的自由,而没有了说话的自由。小康不仅是指肚子之康,还是脑子之康,也涉及个体自由梦的问题。这是必须格外小心和警惕的”。

对于自由,刘再复说,到了西方,他才明白,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源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外部的社会条件,也不在于上帝与政府的恩赐。自由完全是自己的一种觉悟,一种清明的意识。刘再复每次演讲,都没有讲稿,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他说他不把自由交给听众,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不在乎听众的评价,只顾自己自由地讲述。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他强调,作家不能等待外部条件成熟了再写作,这种“等待”也是一种蒙昧,我们永远等不到外部条件的成熟,但随时都可以对“自由”有所“觉悟”。

那天,步入香港科技大学刘再复家客厅,第一眼就看到墙上那幅大照片,年轻时的夫妇俩。刘再复夫人陈菲亚对记者说,这张照片是密友李欧梵拍摄的。那是一九九一年,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那天李欧梵带著他们驾车外出,去他前岳母聂华苓家,四五个小时行程,聂华苓住在艾尔瓦州,那天是周五下午,周日下午回来,这张照片是在去的路上,密西西比河的一座桥,桥边有一张四方形桌子和两条长凳,大家就坐下来休息一下,无意中拍摄的,留下难忘历史记忆。

当年,李欧梵在芝加哥大学,刘再复夫妇开始“流亡”岁月不久。李欧梵在芝加哥大学申请到基金会一笔资金,安排刘再复夫妇住两年。陈菲亚回忆说,那年一九八九年六月,新加坡有一个文学夏令营,请刘再复和上海作家王安忆去讲课,这也是早前就安排的。六月三日晚上,刘再复夫妇拿到飞往新加坡的机票,行程往返一周。这一天王安忆也到了北京;五日一起飞新加坡。陈菲亚说:“四日早上,王安忆电话说她不去了,说前一天晚上她看到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情况,再没心情去新加坡了,亲眼看到了。那张机票还放在我这里,一直留在北京家里。”

六月三日晚上,十多个作家朋友去刘再复家里看望他。陈菲亚回忆道:“天安门广场那边传出消息说,再复是天安门什么大学的顾问,大家很担心,就来看我们。当时大家都很激愤。”那晚,有朋友来电话,说刚接到消息当局开始抓捕人,形势紧张,要赶快跑,先去天津避一避。大家都懵了,刘再复还想著去新加坡讲课的事,那天上午新加坡还致电给他。陈菲亚说:“忙乱中就匆匆拿一个旧箱子,装几件衣服,就去天津了,我把去新加坡的机票也带上了。”他们先去天津,天津也在游行。他们再去厦门,厦门也在抓人。他们就去广州。最后从海上到了香港,当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直接把他们接到他家,在他家住了八天……

刘再复夫妇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特别提到了冰心老人。在刘再复心目中,冰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爱神”。一九八八年底,北京诗人、散文家邵燕祥主编一套散文选集,刘再复的散文选定后请冰心作序,她当时已年近九十,又刚刚患病出院,但还是答应了。后来她却又进了医院,在病中仍牵挂此事并写下序的初稿。出院后她又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誊抄清楚,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寄给刘再复。后因“六四事件”,散文选集和序都未能出版。刘再复却把这一序文视为珍品,带著它如同带著故乡浪迹四方。冰心的序文写道﹕“刘再复是我们八闽的一个才子。他不但是诗人,还是一个学术理论家……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说的‘我爱,我沉思’来包括一切。”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九十九岁冰心在北京去世,被视为“文坛祖母”的冰心遗爱人间。正在美国的刘再复写下哀挽敬辞:“中国伟大的现代散文之母冰心永垂不朽││您的名字永远代表著爱与光明。”他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说冰心的名字代表著爱与光明;作为个人,我则把冰心视为故乡和精神母亲。”

一九九三年,刘再复朋友万维生去拜访冰心。她桌上就放著刘再复的书《漂流手记》,她说:“我每一篇都读了。”

刘再复说,“九十多岁的老人,把我的三百多页的散文集全都读了,这是怎样的情意和关怀。在国内时,她就一直勉励我,几次到她家,她都给我以母亲般的厚爱。她知道我锋芒太露,特写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条幅给我。二十年来,我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中和自身数十年的社会体验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最需要两种人格,一种是鲁迅式的敢于对黑暗发出投枪的人格;一种是冰心式的敢于在‘斗争神圣’的时代里高举爱的旗帜的人格”。

在接受访谈那天,刘再复不时蹦出闪光的话语。他说,“我刚出国的时候非常难受,孤独感已经不能形容,我创了一个词叫‘窒息感’”;“到了海外我开始了第二人生,第一人生是孩子生下来,和母亲斩断脐带。第二人生也是这样,和自己祖国切断,所以总是要大哭一场,接下来要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就是我面临生活观、语言关,每一样都非常痛苦,但最难跨过的是心理关”。

中国的知识份子作为特殊群体,曾深深卷入近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开启并引导了中国革命。有学者认为,知识份子号称是社会良知,而刘再复则只讲个体的良知。他说,知识份子以崇尚真理为第一品格。天生耿直、正直、诚实。好的知识份子都是耿介的知识份子。当问及当下知识份子与权力的关系状况时,他说,有些知识份子靠近权力中心,有些疏离中心。这都有各自选择的自由。关键是不管身处何方,知识份子一定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只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不媚上也不媚下,不媚俗也不媚雅,不媚左也不媚右,不媚东也不媚西,只面对真理说话,任何时候不当权势者的附庸,但可以帮当权者拥有更清醒的意识。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刘再复去国十九年后,首度回到北京,这年五月之前,他多次重返大陆,脚下却从来没有跨越过广东的界限,这次在敏感的“六四”前夕回北京十天,无疑是重大突破。那是他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邀请,去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次回归,是政治上一种互相试探,结果入关抵京,逛街游园,一切顺利。刘再复一九八九年“六四”离开中国后,曾于二零零零年第一次重返大陆,去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演讲;二零零八年四月去深圳大学演讲。二零一一年四月,刘再复离开美国抵达福建厦门,开始他演讲之旅,从厦门到汕头到泉州到成都到韩国首尔,再回到上海,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到香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总共演讲十九场,在文坛和思想学术界刮起一股“刘旋风”。

日前,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艺理论家汤学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刘再复是多年同事。他对亚洲周刊说,他与刘再复单独相处相谈的机会不多,但却是“神交心通的挚友”。他说:“我对再复最敬佩的是,他有一颗深厚博大的爱心。这爱心植根于人性深处,后来又在人生的磨难中提升,凝结为对他人,对人民,对祖国,对大地,对人类的真诚大爱,形成强大向上的生命基质,乃至终生信仰和追求。”

汤学智说:“积极的反思和批判,是他为人为文的精神旗帜。作为一位思想型学者,他作学问,不仅是为了一己的兴趣,而著眼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我省视与净化,即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文革’之后,他便高举这面大旗,公开宣示:‘从此之后,我一定做到,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在文学所担任所长期间,他一面率先发表多篇开拓思维空间轰动学界的重要论文,一面依托文学所集体学术优势,在全国范围组织相关学术研讨、系列讲座、专题培训等,推波助澜。有力推动了对‘文革’思想文化领域极左理论、路线、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系统反思和批判,一时成为主导中心”。

汤学智接著说:“岂料几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酷爱的祖国,被抛到大洋的另一岸,连根拔了,成为‘漂泊的思想者’。在经受了漂泊、沧桑、苦难、环境大变动的洗礼之后,又开始觉悟到,人生的第一品格应是崇尚真理。唯有真,唯有诚,才有价值。对于人性,最强最烈的腐蚀剂,乃是虚伪。由此,他的文化反省跃上新的台阶,同时将思想和研究方向由祖国转向世界,由热烈转向冷静,由外在转向内心,以生命悟读的方式,凝神竭虑,在全球视野里开掘中国文化的生命力量,重新寻求灵魂的支撑点,透过自审、自救,最后获得身心大解放,走向人类更深更广的精神领域。这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也正是他精神中光彩耀人之处。”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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