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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是中共既定方针

中国研究院首场研讨会:动态中的习近平是个谜(9)



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是中共的既定方针



韩连潮


韩连潮:轮到我了。回到胜平的信,我认为习时代,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有其连续性。这是中共党内政策研究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考量后,提交中共权力核心反复权衡做出的决策,是一项已经明确确定下来的政策。

我的理由是,2009年9月18号,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所做的,是一个所谓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实际上是为今后若干年提出的指导方针。这是在习近平一手主持下进行的。
《决定》的中心内容就是党内民主先行,有限地、逐渐地让权放权,扩大党员的权利,如让党员选举基层领导。《决定》也提出来包括党的常委会机制的设立、党内 民主议事决策、筛选选举人才等一整套与之匹配的规定和做法。中共之所以要政改,是因为它意识到有可能失去其执政地位,并且它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受到来自社会 各个层面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危机感使得共产党感到需要有新思路,新路径来保证其长期执政。

原本以为十八大之前应该落实这些政改方针,但该决定并没有真正地得到实施和执行。这大概也是温家宝为什么后来敢于违背中共党内纪律公开谈论政改,与此有关系。
这个建党的重大决议反映了既定政策,虽然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改革而未突出政改,我认为习近平下一步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否能走到我们希冀的宪政 民主,或者实现中共所声称的从党内民主向人民民主的过渡?我觉得不太可能,即使有党内民主的话,也基本只是是七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民主,因为这一政改模式 未对中共最高权力核心进行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也没有放弃所谓的党内民主集中制。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党内最高层的分裂,如果党内不分裂,中共认为其完全有能力维稳。这是习近平一再要表白的自己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中国的现实是,虽然官民矛盾激化,人民怨声载道,但社会矛盾没有达到临界点,也没有统一的议题引发全民抗争。在当前没有任何政治空间的情况下,支持党内民 主先行,也不失为一个策略,当然目的不是让党内民主来巩固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只是利用其破局,打开更大的缺口,实行中国的民主转型。
我另外想谈谈习近平的中国梦与辛亥革命时一些先贤们的思考。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议题,都是在重复100多年前的辩论。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纪泽和何启的一场论 战。曾纪泽也是太子党,完全靠父辈的荫庇当官,在外交上有诸多成就。他在洋务运动20年后,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887年1月时, 他写了一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指出中国已醒来,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坚船利炮,才能实现强国梦。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香港人何启则认为曾纪泽的整个思维逻辑都是错误 的,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才是中国贫弱衰败的根源;他认为强国之道在于改革政治体制,内治修好,以民政为本,军政为末,取信于民,消除腐败、风俗颓靡以及司 法不公的情况,才能使中国文明富强,否则强国梦将仍旧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

反观今日习近平,他寻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即在本世纪中期,要成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世界超级强国,甚至超过美国。 这个战略目标很早以前中共就已经明确订立。跟曾纪泽一样,习近平主张先强国再富民,认为而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会好起来。他将这个关系本末倒置了,没有 看到一党专制才是问题的根源。以这种思维为前提,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大帝国,与清朝末年争论的情况一样,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这样发展下去的中国梦,最 后可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高伐林: 2009年9月18号的决定,为什么后来没实行?
韩连潮:我觉得是怕一动就乱,其中有吴邦国这些保守派,当初可能提出不同意见,因为这个变动比较大,包括精简中层机构,变成省、县、政三级机构,中间相当一部分的干部就会失去权力。

王军涛:胡锦涛时期,一共制定两个加强党建的文件。2005年还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这两个文件的要害都不是改革,而重建 党对社会的绝对领导。这个决议有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党内建设的部分是老生常谈,所有共产党中央文件,都要加强什么、改善什么,最关键还是第二点,就是党 和国家及社会的外部关系,要害是扩展党权到社会的所有细胞中,所以我说这是非常反动的文件,之所以后来跟民间社会有很多冲突,都在于此。

关于大规模运动的空间问题,首先,现在的民间空间绝对比80年代大,第二,在大规模运动前,你只能知道人民准备好、处在人心思变的时候,如果一个事件出来,几天之内各个单位就一起上街,这就是时间或偶然事件是什么的问题,不是能事先算出来的,问题是人民是否准备好。
在海外,在于如果国内出现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切入,迅速把它推成一个运动,并且如何在这中间让讲理的胜出,这是重要的。我们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只要不是乌合之众的骚乱,只要是启动国家政权持续转型的革命,就一定会有各种力量都介入的机会和空间。

韩连潮:我回应你说的第一点,中共改革的前提,是为了长期执政,改善党领导是为了加强党领导,如何在保证长期执政下,做一下表面文章、走新加坡模式,但在具体方面,说它是为了增权而非减权,就不是特别正确。
我最近碰到深圳一个国营企业的副总裁,同时兼任公司的党委书记,不是党来领导整个企业了,工厂也是由厂长来治理工厂,国内很多机制已经发生变化,这也让我很惊讶。
胡平:可能不能一概而论。
韩连潮:可能不能一概而论,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王军涛:80年代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共产党从很多领域中退出去,80年代新成立的和独立的民间机构没有党组织,但2005和2009年,是要 求他们进入,进入的方式,也许是透过一个不重要的职务,这各种民间组织、企业中间,党进去后怎样管理、承担什么职务,我没有研究,不过文件的中心想法就是 党回到社会的重要细胞中去。党要在政治上控制和统合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制度和新组织。

张艾枚:习近平前几年曾强调,支部要建在连上,这最早是毛泽东提出,说明有的党组织在军队中可能有弱化的倾向。
关于党内民主,应该是2008年俞可平提出的,他先提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然后提党内民主,再转化为社会民主,但这两年没再提这个概念。

王军涛:我觉得没有超过耀邦80年代搞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那个准则引进许多现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从处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始,中纪委开始直接处理案件,把准则给破坏了。

张博树:1986年赵紫阳提的改革方案,一直到1987年,这个方案基本强调党政分开,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从那之后,党国的全部重心就是如何强化权力。

王军涛:紫阳1987年的方案,有点像党主立宪,党从社团退出去,社团是各个利益群体的代表,党在上面协调。

张博树:赵紫阳有个说法: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固然有迎合老邓的一面,但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作法比较现实。
以后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中国国内民间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如果能促成体制内的分化,就有可能造成四方博奕的理想格局。
但党国内部还是一直保守力量占上风,所以2003到2008年,打压的趋势加剧,所以民间和打压的力量都同时增长,08年后,变本加厉,包括《零八宪章》、刘晓波获奖、茉莉花运动。

冯胜平:刚才伐林提的,要讲一下芦笛的想法,他的芦白尼学说,是指民主在一定限度下,不是争来的,中国世世代代的人,都相信斗争哲学,所以当方励之在80年代提出“民主不是赐与”的后,更被视为圭臬。
但我们看一下历史,很多的权力,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上大学的权力、出国的权力,我们有谁争过?
王军涛:这不一样。这些是专制善政,不是宪政民主。不需要争取,专制者会给。不给的专制者是野蛮愚蠢的专制。

张艾枚:像包产到户,没有民间的压力不会搞的。
阮铭:我补充一点。刚韩连潮讲到的党内民主,2011年俞可平和余克礼带了一批人到台湾开会,专门讨论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就像你说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冯胜平说,党内民主可以变成宪政民主,但如果有你这样的出发点,永远不会变。
我刚提到蒋经国的压力,这是蒋经国被动的一面,但蒋经国也有主动的一面,蒋经国除了说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也说台湾政权最终要还给台湾人民,后来他会见财经人士,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40年了,已经是台湾人了。
蒋经国的政权原本要传子,江南事件后,蒋经国才不传子,也不传军人。我认识蒋经国最后五年的秘书焦仁和,他说蒋经国早年很荒唐,晚年变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些事来改变自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看习近平有没有这种觉悟的可能性。(未完待续。全文收入明镜出版社《红色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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