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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铭:是内外压力改变了蒋经国

中国研究院首场研讨会:动态中的习近平是个谜(4)


陈小平:下面请阮铭先生发言。

是内外压力改变了蒋经国




阮铭:首先做一个更正,“我是最后一个专制者”这句话,不是蒋经国说的,是戴晴在《从林则徐到蒋经国》中讲的。


我到台湾教书和研究待了十多年,稍微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宪政民主运动很早就开始,有自己的传统。1907年,林献堂在日本遇到梁启超,问:台湾被日本占领了,怎么办?梁启超说:大清帝国30年内都不可能帮台湾,所以要靠自己,学爱尔兰的非暴力宪政运动。
后来日本大正年代(1912—1926年)有政党政治了,林献堂和蒋渭水就从1921年开始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个运动虽然没有达到设置台湾议会 的目标,但争取到了台湾县以下的基层选举,有一半可以民选。这个传统确立后,国民党在戒严时期也没有办法取消基层选举,只能用贿选和收买派系、黑道等手段 操控。
国民党戒严时的特务统治,一条是限制言论自由,一条是限制结社自由——就是党禁、报禁。刚开始,由于“二二八”已经把台湾原来的知识精英镇压了,只有从大陆到台湾的胡适、雷震、殷海光这些自由派办了一个《自由中国》杂志,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后来雷震串连一些台湾的地方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蒋介石就把雷震抓起来判刑十年,那是1960年,台湾在整个60年代是没有“自由之声”的。

到了70年代,形势变了,蒋介石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全球兴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湾的议会斗争和社会运动开始挑战国民党的戒严统治。当时国民党的“万年 国会”每三年要补选几名“增额”民意代表,像郭国基、黄信介、康宁祥这些“自由民主派”,在街头站上肥皂箱向民众讲演批评国民党,就当选终身制的“第一届 立法委员”,在议会里质询蒋经国。这是非暴力街头民主争取到的,不是党内民主和“最后一个独裁者”设计的。
突破党禁、报禁,是从1979年的美丽岛运动开始。不准建党、不准办报,就办杂志,但杂志也受控制,《美丽岛》杂志原本想了很多名字都不批准,后来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美丽岛”的名字才批准。
当时的想法是,《美丽岛》杂志就像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在各个县、市设立分部,几个月就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美丽岛运动。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在高雄集会游行,就被蒋经国镇压了。
蒋介石当初镇压雷震和《自由中国》,谁都不敢讲话。但蒋经国镇压“美丽岛”在内外反弹不断,他怕国际压力,不敢判死刑,军事法庭被迫公开审判、公开报道。 第二年(1980)选举,受刑人的妻子和辩护律师出面竞选,高票当选民意代表。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潮流也变了”,他也不得不变。

所以戴晴说,蒋经国是“最后一位专制者”,说他订了一个顶层设计,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民主,没有这回事,是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加上外部国际压力改变了蒋经 国。蒋经国在江南事件后,已经无法再按原本的设计统治下去,才在1985年12月25日宣布:“第一,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有没有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 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治理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1986年9月28日,台湾的一批异议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本来没想有预定成立政党,只是讨论选举,建党是顺便被提出,不少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后来朱高正跳出来说:“老是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就宣布成立民进党!”结果获得通过。
当时国民党大老郝柏村等都主张抓人,但蒋经国说不能抓,他说:“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历史上很多类似例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不慎。”蒋经国的“大谋”,正是必须想办法使反对党合法化。

蒋经国知道开放党禁报禁,党内多数一定反对,所以才在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时提出解除戒严,造成国际舆论,让党内旧势力不敢抵制,这样台湾才一步步走向开放。
胜平给习近平的信写得很漂亮:前30年,毛泽东让一部分人站起来,第二个30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第三个30年,习近平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胜平 的思想,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说,军政、训政、宪政,因为老百姓是顺民、刁民、暴民,所以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来领导国民大会,要党高于宪,这就是 训政,原说训六年,结果一训就停不了,在大陆训了22年,到台湾又训了38年,一直到蒋经国晚年解除党禁报禁才结束。
过去,胡适一直向蒋介石建议组党,他说:“蒋介石知道我不会组党,所以说胡适组党可以,别人组党不可以。”胡适又建议把国民党分成两或三个来制衡,蒋介石也不同意。没有时代潮流和社会压力,专制者不可能自动设计放弃权力。
宪政就是要有政党竞争,要有自由选举和自由舆论。靠党内民主达到宪政,至少在中国和台湾,历史证明行不通。训政不可能到达宪政,而必须依靠体制外非暴力的宪政运动。体制内开明的领导者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意志也很重要,蒋经国就比蒋介石开明。
假定习近平是开明的人,也一定要有体制外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两者的合力才能压倒反民主势力的抵制。就像蒋经国解除戒严后,仍需要依靠民进党继续推动宪政 民主运动,才能把反对民主宪政一的党国旧势力压下去。所以非暴力不只指体制内,也指体制外,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向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

王军涛:阮先生讲得很清楚,李登辉想搞改革,国民党有很大阻力,如果没有底层压力去呼应、支持他,他没办法做。
我补充一个细节。蒋经国打开体制,焦仁和和马英九都跟我说到民进党建党那天晚上的情况。当时军警宪特在向蒋经国汇报后都建议要抓人,蒋经国靠在病床上不说 话,等人员都离开后,蒋经国询问马英九,马英九说不能抓,蒋经国打断马英九,说:“是,我们怎么能做这种蠢事?现在世界情势应该走这一步。”但如果没有组 党事件,蒋经国也不会做这个决定,所以一定要有政治风潮和事件撕裂统治集团。

魏碧洲:我顺着阮教授的话谈点看法。我非常赞同。我也想强化军涛所讲的问题。
蔡同荣是台湾人创立的游说压力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的创立人,这个组织非常强大,它的钱从哪里来?都是来自台湾早期出来的律师、会计师、医生、教授,这些人非常有钱,基本上是反国民党的,很多人是“二二八”事件难属。
蔡同荣运作这样的组织,非常有效,那时台湾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军售问题,美国对提供各项资源给台湾很有保留,当时纽约市国会众议员索拉兹,跟国务院东亚助 理国务卿豪尔布鲁克,两人一个在国务院、一个在国会,一天到晚开听证会,要求冻结对台军售和人员训练,要把人权与军售挂钩,FAPA一天到晚在国会中说台 湾人权差,当时驻美代表钱复负责汇报消息到台湾,蒋经国非常担心。
当时蒋经国找了一个人,与所有台湾的反对势力沟通,这个人就是李登辉。他非常了解所有台湾人的反对势力,他知道,如果蒋经国走了,国民党很难撑住这个局 面,所以两股势力,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互相支持、配合,在此情况下,蒋经国没有一个方案,因为过去他没有个人的亲身经历,所以才依赖从国外回去的才 俊,应该如何处理。最后9月28日党外人士组党事件出现,才把台湾推到这一步。
所以军涛讲的,要有一个撕裂当局者的事件出现,在海外的组织就要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冲进去,把这裂口扩大,让他们害怕、紧张。但在美国这么多年,还没看到有 任何一个组织团体能将这个被撕裂的口子扩大拉开。陈光诚事件出现,没有人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这样做,可以造成中共党内派系对立,重大危机事件一件件出 现,派系对立会加深,矛盾会浮现,才会有压力团体能够发挥的空间。
所以FAPA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如果何频今天要做中国研究院,就需要配合有一个强大的游说压力团体。例如,最早中国起步搞经济开发时,美国环保人士团 体要求美国这些要投资在中国的企业兴建工厂时,要跟当地签环保签订合约,不能搞坏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是在中国赚了钱就走,但这件事无疾而终。因为中共 的恐惧,中国各地发展不出来公民社会,也就缺乏强壮的环境保护组织,与任何当地或是跨国公司交涉,保护环保,现在留下一堆后果。

陈小平:关于游说问题,当初的美台关系和今日的美中关系,不可同日而语,是游不动的。
魏碧洲:是,我了解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广泛性、全面性。我的重点是,到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突破点,不能再浪费时间,先机不能失。今天中国有足够的 企业家出来,重点是我们这些人在这边,能不能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蓝图,让他们愿意掏钱。重要的是要根据中共当权派的时间表,在他下次开大会时,拿出东西来压 制他,必须一步一步知道他做什么,然后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批评与替代意见,否则每次开完会,大家谴责一番,又没事了。(未完待续。全文收入明镜出版社《红色 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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