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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满洲与乌克兰民族运动—乌俄战争期间在“莫罗佐夫”

**“莫罗佐夫”咖啡店-流亡神户的白俄与乌克兰侨民**

“莫罗佐夫(Morozoff)”咖啡店,是我的打卡景点之一。本店在神户。每有朋自远方来,必当“带路党”,不亦乐乎其手工打磨咖啡和现烤的华夫饼。此外,苹果巧克力、奶油布丁和草莓冰淇淋,也口感很好。

店名“莫罗佐夫”源于白俄实业世家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莫罗佐夫(1880-1971, 以下简称“老莫”)。

苏俄十月革命后,老莫拖家带眷逃至哈尔滨,打算一边经商,一边支援白军对抗布尔什维克。但这个计划并不顺利。遂举家迁徙西雅图谋生。

一年之后的1924年,中苏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苏维埃撤换了实际掌控中东铁路的白俄人。既不愿意加入苏联国籍,又不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白俄,纷纷逃至上海或国外,哈尔滨的俄侨人数剧减。

同年,在西雅图做买卖亦不如意的老莫,转而流亡神户。

神户自明治维新起成为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引进西洋文明,风气时尚,胃袋和洋兼蓄。

老莫看准了西式甜品在神户的商机,开始经销以巧克力为主的“洋果子”买卖,并聘请白俄职人在神户开了“Confectionery F· MOROZOFF”糖果店。情人节送巧克力的源头,来自老莫一家的点子。

老莫打算大鹏展翅,寻找投资人,经神户商工会议所介绍,木材商葛野友槌成了老莫的合伙人。但双方合作并不愉快,经过法庭调停,葛野友槌使用“莫罗佐夫”这个商号,但一切权益将不属于老莫。老莫父子咽不下这口恶气,无奈时局势险恶,日德之间签订了防共条约,尽管老莫这样的流亡白俄是苏维埃的死敌,但此时,日本人分不清白俄与苏俄的区别,在大日本帝国寄人篱下,不能任性。

老莫一家另起炉灶,开了一家小规模的糖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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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白俄商人莫洛佐夫在神户创办“莫罗佐夫”西式点心和咖啡店。(网图/本文作者提供)

战后,老莫家族经营红茶买卖,儿子小莫(瓦伦丁·莫罗佐夫)则开了一间“コスモポリタン糖果”。2006年倒闭,此为后话。

小莫娶了流亡乌克兰人塔拉什珂(1880-1981,以下简称“老塔”)的女儿为妻。

故事终于跟乌克兰扯上了半毛钱的关系。

满洲国(1932-1945)的乌克兰人办了一份母语周刊报《满洲通信》(1932-1937)。小莫的岳父,老塔的商社是《满洲通信》最大的广告商。

**满洲与乌克兰民族运动**

早在日俄战争之前的1902年,日本曾在“黑海明珠”的奥德萨开设领事馆。日俄战争以及日苏尚未建交时期,领事馆基本关门,但却一直存续到1934年。

1918年到1922年,日本作为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协助白军对抗布尔什维克时期,乌克兰哥萨克兵团协助日军,包围红军游击队。

日本的目的包括试图分离出西伯利亚作为缓冲地带,而乌克兰则出于民族运动和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大约有两百多乌克兰人被扣上“日奸”和“民族分离主义者”之罪名遭到“大肃清”。

苏俄革命胜利之后,估计两百万白俄流亡世界各地,哈尔滨成为白俄流亡者的“侨都”。

日本真正在国际局势和政治军事要塞的视点上重视乌克兰,始于二战期间德苏开战前后。
满洲国外交部的资料中详细记载了欧洲、远东苏联以及满洲的乌克兰运动以及土地、农业、工业以及社会政治状况。在《满洲的乌克兰人》中,记载了乌克兰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居留民会设立的问题。

大约有七万白俄人与一万五千多乌克兰人流亡在满洲。

以“五族协和”为理想的满洲国在建国初期的几年,对乌克兰人采取怀柔政策,不仅归还了中国政府没收的乌克兰人建筑物,甚至租借乌克兰人的俱乐部办日本女子学校,允许他们办乌克兰语的报纸,允许组织民族团体,三十年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 )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与日本都有接触。

无疑,日本出于对远东地区反苏势力的兴趣与支持。而乌克兰民族运动则以既不属于苏联、又不属于中国的满洲作为理想的民族运动基地。“OUN”甚至在哈尔滨招兵买马,成立青年组织。

据《满洲的乌克兰人》记载,流亡哈尔滨的乌克兰人在“政治上”分作两大相反的阵营。一方自称俄罗斯人,以说乌克兰语为耻。另一方自称乌克兰人,或者小俄罗斯人。尽管他们说俄语,但具有乌克兰民族自觉性和文化意识。

这两方的共同点是期待帝政俄罗斯的复兴,因此统统被称作“帝俄复兴派”。

1935年,哈尔滨成立“乌克兰居留民会”时,招待方特邀乌克兰人各民族团体的三百人作为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却只有一百多人来前来捧场。

这是为什么呢?

该会的宗旨虽然打出“维护满洲国领土内乌克兰移民的民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为乌克兰人谋幸福。普及亚细亚民族对乌克兰国家的永久存在的理想,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及文明”,但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不痛不痒,且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者,于是他们又加上了“支持在欧洲成立独立国乌克兰的思想与方式,与侵略乌克兰的共产主义政权及其思想全力斗争”等几条誓约,“乌克兰居留民会”的宗旨反映了独立派的思想。

从只有三分之一的出席者可以看出,哈尔滨的乌克兰人社会存在较深的裂痕。

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原来对乌克兰抱宽容态度的北川鹿藏等人离开满洲。

至此,日本对满洲以及中国内地的乌克兰民族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尤其是日本与流亡的白俄极右君主制主义者以及苏俄联手之后,利用乌克兰民族运动反苏、乱苏已经失去价值。

面向乌克兰读者的《满洲通信》本身是一份具有独特的民族意识的交流周报,1937年遭致停刊。

日乌两国交流史的研究者冈部芳彦教授通过对《满洲通信》广告的研究,进而研究哈尔滨的乌克兰人社会与商业活动的结果,“乌克兰居留民会”刊载广告的主要意图在于支持民族语言的唯一周报,弘扬民族自觉意识。其它部分广告的商标设计也令人联想起乌克兰国旗。但最大的广告商是老塔商会的俄语广告。

据满洲国外交部的资料记载,老塔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只是一位普通商人。他与哈尔滨的乌克兰人社会内部对立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老塔中断广告的原因也可能是去大连寻找商机,但也可能他有意疏远具有民族意识的《满洲通信》。不管怎么说,老塔的商社在《满洲通信》上连续刊登广告这一事实的本身,也许说明他内心还是有一个乌克兰人意识的角落。

冈部芳彦教授认为《满洲通信》的停刊,“乌克兰的主张和日常点滴不能传递信息的结果,使得远离祖国的远东之地,包括曾经得到过日本支持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在历史的夹缝中被遗忘”。

**老莫和老塔,这一对流亡亲家,埋在神户市立外国人公墓**

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满洲的部分乌克兰人经由上海或日本流亡美利坚等国。

日俄战争期间的老塔是一名炮兵下级士官,旅顺战役被日军俘虏之后,关押在大阪府堺市的俘虏收容所。释放回国后经商,常常到远东各地以及满洲、上海跑单帮。同亲家老莫一样,苏俄革命之后流亡哈尔滨。老塔有日本生活的经验,于是常常跑到日本寻找商机。

老塔离开哈尔滨之后去了大连。

五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火热兴旺之后,老塔便离开大连投奔神户的女儿、女婿家,一直活到93岁,为女婿小莫的“コスモポリタン糖果”尽力。

白俄流亡者老莫与乌克兰流亡者老塔相继去世后,都葬在神户市立外国人墓地。

日本自1907年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伊万·马泽帕》(Lvan Mazepa)翻译出版,首次出现“乌克兰”这个词以来,以后虽然翻译了民族诗人谢辅琴科的诗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还介绍过“乌克兰自由区”的创立者马赫诺,在文化方面有过不多的交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将流亡的白俄人与流亡的乌克兰人混淆一谈。

满洲国,在白俄以及乌克兰,还有俄罗斯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流亡者看来,是理想的“王道乐土”,以为可以借此兴旺民族运动,打击苏维埃红色政权。比如满洲的“浅野部队”,由流亡的白俄士兵组成,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四千人。一位中文名叫“郭索福”自称是白俄的军官,其实是乌克兰人流亡者。

还有流亡的白俄士兵加入新疆的军阀,成为“归化军”或为中国其他它割据势力效劳,但都被笼统地称为“白俄”。

二战时期的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借助他国他人之力的独立运动,都成为未竟之梦。

日乌真正建交在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主权独立国之后。

老莫与老塔,这一对流亡者亲家的故事,只是大历史洪流裹挟下的小人物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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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浅野部队”的白俄士兵。(网图/本文作者提供)


本文参考并致谢:
黒川裕次‘物语 ウクライナの历史’中央公论新社,2002年
冈部芳彦‘日本・ウクライナ交流史 1915-1937年’神戸学院大学出版会,2021年

作者》 **刘老西** 时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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