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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刘水:收审所杂记(四)

**狱政**

进入1990年代,中国司法系统公检法,包括羁押囚犯的监狱、劳改场、劳教所,以及看守所、收审所和收教所,开始有数量可观的大学毕业生分配进入。但是,大多数毕业生所学专业并非监狱管理、劳教管理、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他们之所以愿意整天跟“罪犯”打交道,主要原因在于:职业稳定,收入不菲,灰色收入可观;而且监狱几乎都“企业化”,犯人是天然的免费劳动力,创造大量赢利;而这些收入从来不会纳税,都用来发福利和奖金。

这些进入监狱系统的大学毕业生,跟几十年一贯制的狱警管教绝大多数来自转业军人相比,前者对嫌犯较有同情心,审管手段相对文明;后者态度粗恶,甚至暴虐,少有拿犯人当人的。这并非说中国司法文明程度高,反而建政几十年来,镇反、反右、文革和八九民运等政治运动中“政治犯”的普遍存在,足以证明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基本政治文化人权被剥夺、司法不独立、政治专制。

专案员警向收审所员警提出,改变我在监仓的恶劣生存环境。值班狱警将我押送回监仓,要求阿伟将我的铺位安排在靠近门的位置。我说不用了。我要靠自己改变艰苦处境。适者生存。细致到每日仅有的吃喝拉撒,否则就是“强奸犯”的下场。囚犯死在监仓,所方找个借口推脱,易如反掌。


收审决定书。(图文无关/取自网路/本文作者提供)

每个囚犯的生存欲望都非常强烈,为了捍卫生存权利而不择手段。在每一座监所,囚粮不足以果腹,高强度的劳动,人性被扭曲,都显出动物的兽性。饥饿、疾病、酷劳、羞辱、没有人格尊严。除非死了人,家属有可能了解冰山一角,外人不可能了解内情。看守所、收审所、监狱、劳改场、劳教所,都是封闭的黑屋。党化公检法,自己既是侦办方,也是公诉方,更是裁判方,都是一家人,社会、媒体和公众没有监督权。

囚犯跟外界的联系是断裂的,信件、物品都要拆封检查,犯人接见旁边有员警看守,收音机、电视机被严格禁止或设定频道,没有报刊和书籍。囚犯权利不得保障,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外界包括媒体了解的,都是经过关押场所严格筛选而美化的资讯,这些透露 给外界的资讯都是不真实的。对于这些狱中黑幕,囚犯出于中国传统的“报喜不报忧”思维,一般在会见亲友和律师时都不愿说明实情,何况说了也白说。

中国大陆没有一本全面真实的监狱小说、监狱电影,而监狱文化是考察司法黑暗与公正,野蛮与文明的载体之一,也是犯人是否享受人道待遇的明证。不同政见者牢狱亲历著作,在海外有出版发行,但在中国大陆被严禁出版。当局的胸襟和人道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即使已被官方定性错误的“文革”,遭受严酷关押的知名知识份子的回忆录《牛棚杂记》、《干校六记》等等,也仅记录关押经过,而对当局的政治迫害暴虐手段,缺少制度性讨伐和清算思考,或者有思考也不敢写出来。

取证返回途中,我又让员警代买了许多食品和香烟,但在收审所第三道大门口,全被值班看守没收。只有藏在裤裆的两包香烟,侥幸逃过黑手。

以第一次坐牢的经验,体内储存的营养,我最多可以支撑一个礼拜,脂肪消耗差不多的时候,胃部也马上萎缩,紧跟著就是强烈饥饿感的折磨。入狱头15天是最难熬的,以后就会逐渐适应,人也就变得形销骨立。

**人圈**

监仓跟牲口圈一样,牲口尚有吃饱喝足的权利,吃得好睡得香,养得鳔肥体壮,等待屠戮或干活;而等待收审囚犯的则是遥遥无期的羁押——仅够活命的粗劣饭食、污浊拥挤的容身空间、随时面临殴打的恐惧,没有丝毫人格尊严。所有的罪恶应该得到刑罚,在他们得到惩罚的过程中,健康权、吃饭权、医疗权、放风权、休息权、阅读权绝不应该被剥夺。就人道待遇而言,所有的中国囚犯都值得同情和悲悯,不管他们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

李敖曾说,坐牢必有四失:时间、朋友、敌人和空间。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被拷贝得一模一样,每天重复,时间不被用来学习和创造,生命也就失去活著的价值;朋友关心著你,却被高墙隔断,有的朋友也对政治犯敬而远之,惟恐被无端牵连;政治犯的敌人不是私敌,而是庞大严密的制度,你被投进监狱,你的敌人就意味著暂时少了一个反抗者;空间就是六面水泥墙,时间久了,思维就围著局促的空间打转转,变得迟钝起来。台湾两蒋时代的监牢跟大陆共产党的监牢,管制手法确实很相像,甚至连打饭洞的位置和大小,都丝毫不差。

以上,在李敖著作《快意恩仇录》中,台湾早期“台独”学生领袖谢聪敏著作《台湾的黑狱——谈景美军法看守所》,都有详尽记载。李敖跟国民党斗几十年,斗死老子蒋介石,又斗儿子蒋经国,非常罕见。中国大陆许多人误读了李敖。李敖的价值,首在几十年公开反对国民党独裁恐怖统治、不屈不挠的姿态;其次才是作为作家、政论家的李敖。今天中国大陆独独稀缺的,就是像李敖这样铮铮铁骨反独裁的斗士,李敖是所有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

收审所的日子,丧失时间概念,每天被起卧、打饭、开关门和电视机等标志事件,划分为几个时间段。清晨6点,值班狱警拿著钥匙,哗啦啦依次打开几十个监仓,时不时吆喝“起床,起床了!”听到开门声,头脚交错挤睡在一起的囚犯,从水泥地板上爬起来。每人身下垫一条配发的浅红色毛线毯,长2米、宽1.5米,几对折铺在身下一尺来宽当被褥。这也是监仓不超员状况下,一个人的睡躺宽度。起床后,将毯子折叠整齐,然后拿到水泥炕上,交给值日犯人。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毯子做了记号——或在边缘某个位置用线头打结,或用笔划上符号,彼此不会搞混淆。家属送进的衣物卷成包裹,睡觉当枕头。冬天,所里发放三合板,一张张紧密铺垫在水泥炕上隔潮保暖。然后,囚犯拿著毛巾、口杯去厕所排队刷牙洗脸。当过兵的囚犯,会被安排专门整理被毯。毯子靠墙叠码成高约50公分的一长溜被垛,外面用较新的毯子裹住,被垛捋得有棱有角。白天任何人都不得靠坐被垛,包括号长和狱头。每日,值班狱警都会趴在监视窗检查内务,然后通过每个监仓的喇叭,公布评比结果。洗刷完毕,全体囚犯排成两排坐在过道,等待开早餐。其他人安定下来,值日囚犯拿著撕下的一块毛线毯头,屁股撅得高高的,张开两臂弯腰擦拭水泥炕和走道。随后,依次将毛巾三折对叠,整齐地挂在走道钢条上。

半个小时左右,会听到叮叮哐哐的声音传进监仓。外役囚犯拖动竹箩筐、大水桶,顺著仓号送早餐、开水。有饭票的犯人,可以用来买包子、馒头、油条和糯米团,其他人是没有早餐的,只有白开水。每天两顿的囚饭,每人一大勺劣质米饭和一勺水煮菜。米饭里经常有老鼠屎、小石粒;汤菜里难得看见油花子。饭票是囚犯亲友把现金交给管伙食的后勤狱警,然后由狱警将现金兑换成等值的塑胶饭票,隔几天发放给囚犯。午、晚餐都会有加菜,只能用饭票买。加菜是伙房单独做的,油水很足,每份都有几大块连毛带皮白嘟嘟的肥猪肉,但是营养、味道要比囚饭好多了。有时加餐也有烤鸭、烧鹅和烧鸡。一只烤鸭60元,几个人合伙买一只。60元在1994年前后,这几乎相当于内地中小城市一些人的月工资。

这仅是收审所黑色经济的一部分。加餐饭菜的香味飘散在监仓,对那些面黄肌瘦、饥肠漉漉的囚犯,诱惑委实很大。每个周末,全所所有囚犯集体加餐一次。所谓集体加餐,每个囚犯一大块红烧肉,大者一两,小者半两,人人有份。外役囚犯按每个监仓关押人头配肉块,要多也就多那么几块。肉盆由号长端著分发,按犯人地位高低,肉块从大到小。为此,囚犯之间常常起争端。

其馀时间,犯人要么靠墙坐著发呆,要么爬在水泥炕沿上写信,要么三五人围在一起玩扑克牌、象棋和麻将。没有书可读的。日子每天如此重复。

囚犯小团伙,是以“锅”为标志的——几个人饭菜混在一起围堆吃饭。每锅2—5人,主要由那些有饭票的人组成,也有以省籍老乡组成的。每锅就是一个利益体,实行“共产主义”,食品和用品,每个“锅员”平等享用。即使一支香烟,也是每个“锅员”轮流吸一口。如有“锅员”受到欺负,其他人都会出手支援,打群架都是这样引起的。每个监仓结成的“锅群”,一般在3、4个,“锅员”也就十多人,大多数人独自吃饭,势单力薄,沦为被欺负对象。

收审所囚犯跟看守所一样,因在侦查取证期,不能会见亲友;进出信件,全部通过管教检查,严禁涉及案情、监仓内情。半年以后,我才获准通信;其他囚犯,入仓即可通信。关键字句,我用英文书写。管教问起什么意思,就随口编一个。

(待续)

**刘水** 异见人士,资深媒体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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