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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平路忆述外省家族身世,国共两党百年恩怨下的悲剧

**“譬如我当年在香港工作时期,我也认得张作霖的后代,也跟他们算蛮熟悉的朋友……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也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那时代本来就是很混乱的时代,确实是有左派右派以及国共之间无所不在的斗争,因为历史总是这样的吊诡或荒谬,但我想唯一连贯下来的,持续下来的,是其中对每个渺小的个人身上的印记。每个人身上的创伤都有一样的意义,”这是台湾知名作家平路(本名路平)向BBC中文诉说的故事。**

她的二伯父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革命家路友于(1895-1927),当年军阀割据中国,1927年4月,路友于与中国共产党创党要角李大钊等数十人,被北方军阀张作霖派遣的部队在俄国驻北京大使馆内被逮捕。两天内,他们被送上绞刑台公开处死,尸体弃于北京西交街头。

她的大伯父路景韶曾任地方议长,国民党背景,又有地主身份,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他避难于江西鄱阳湖畔,但也被共产党“押解”回山东,当众枪决示众。

平路家族的故事,正是国共两党百年恩怨下的悲剧故事。她说,自身家族的悲剧,让她看待这段历史时发现史实充满吊诡之处。

1953年出生的平路创作广袤,包含政治、性别、历史以及间谍题材,屡获文学大奖,近年来她的小说爬梳台湾历史及寓言。她的外省家族背景或多或少影响了她对文学与历史的看法。

此刻在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正要主持中华民国110周年国庆。而民进党的对手,重返国民党担任党主席的朱立伦,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通信,以“同为炎黄子孙”试图恢复国共交流,希望“击退台独的民进党”,共谋两岸统一。

两岸乃至于国共两党复杂的历史纠葛再次浮现。

1920年代,为了加速中国统一,并联合抗日及对抗军阀等,彼时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提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彼此间的合作及渗透并未休止。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内的左右派斗争更加激烈,属于党内右派的蒋介石逐渐得势,开启与左派及共党数十年的争斗。

彼时,平路的二伯父路友于,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因此结识孙文、蒋介石、宋庆龄、廖仲凯等,并与邓演达成为战友,返回中国献身革命,任职北京《益世报》,与地方割据的军阀斗争,最后落难。

平路说她的父亲,台湾知名心理学家路君约(1911-2005)当年还是17岁的中学生,一个人赶赴北京,帮二哥收尸。

但是,路家的悲剧并未开始。

平路解释,山东诸城县(今诸城市)的家乡抗日期间,地方政治极端混乱不安,“今天是国民党领导,明天又换成共产党”。因此,曾任地方议长的大伯父路景韶,因为国民党背景,家庭又有地主身份,与地方人物在老家结了许多仇冤。

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避难于江西鄱阳湖畔的路景韶,被共产党一路“押解”回山东后,当众枪决示众。而同样作为报复,平路祖父的坟墓被政敌刨挖,尸骨曝晒。

重新讲述这段家族悲剧,平路以一贯平静的口吻向BBC中文称,若回头看国共百年纠葛,她认为那样的时代,这种悲剧几乎是那乱世无法避免的。

“那时代的洪炉里牺牲的年轻人,唯一确定的是他们确实充满理想,因为目睹那时代有太多的不公,很想为人民做些事情,心意如此坚决……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以及更多的历史必然与偶然的因素,时代就往前走了,”她解释。

平路说,若能以那段历史为鉴,她期盼现在掌权者,在做任何政治举措时,都要有所警惕,众人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战争。

“当下所有的党派或意识型态,都会过去。以后,后世看起来当年最正当的目的,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所有的政治正确也有可能变成政治不正确,反之亦然。而唯一遗留下来的,恐怕是个人心里的印记,或是家庭个人的创伤,”她说。

平路提到的家庭创伤,确实缠绕着她的父亲路君约一生。

就平路的父亲来说,大哥惨死在共产党人手下,二哥死于军阀及国民党的绞刑台上,这个悲剧及其中的冤屈对她父亲来说,是终生无法释怀的事情。

移居台湾后,平路父亲在世时,每一年都向国民党党史馆写信,详述当年历史及二哥的遭遇。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求国民党正视路友于的地位及贡献,将其叙述在党史,并能放入台北纪念烈士的忠烈祠。

路君约认为当年二哥以及许多战友,为了稳定1925年孙文过世后的北方乱局等,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死在张作霖手下是为国牺牲,壮烈成仁。

平路说,父亲执着此事,对晚辈来说几乎近于荒谬,而他晚年时常做恶梦,梦里尽是当年逃难及家里的悲剧。

她向BBC解释,“整个国民党当年左右派的斗争中,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然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种混乱的时代下,这些左派是我认为最有理想的一群年轻人,在右派得势后,根本不可能进入忠烈祠…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国民党右派左派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但对家属来说是‘疾没世而名不彰’。”(君子最担心之事情是,至死都没有给予与其名声相称的德性。出自论语。)

也是因为这样的“冤屈”及家族悲剧,平路观察父亲来到台湾之后,对待政治特别谨慎,对于有情报机关背景的人士,也分外敏感,甚至过于小心。

据路友于女儿路端谊生前所述,蒋介石在其父之死是关键性角色。她在纪念父亲的文章说,父亲与李大钊等人被捕后,北京各界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但因为新旧军阀勾结,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吴俊升等都发来电报要求“严办”;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被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因此,平路说印象中父亲对蒋介石“没有一句正面描述”。但她强调,这是父亲科学家的合理判断,并非出自国仇或家恨。她解释若从历史来看,蒋介石对于有可能伤害到他权力的人都十分忌惮,譬如在中国大陆,每一次国共分裂,斗争都是刀刀见骨头,包含所谓北伐时的宁汉分裂。或是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孙立人或吴国祯等人,不是被排斥就是软禁,但是蒋介石对其效忠的人则十分提拔,即便他们都是连连打败仗的一群人。

根据许多史家后来的研究,1949年蒋介石政权撤退到台湾,不仅对威胁到他的将领十分忌惮,同时开启了数十年的台湾“白色恐怖”高压统治时期。在“保密防谍”的肃杀政权下,众多思想左倾或自由派的人士,无论是随着军队过来的外省人或本省人,锒铛入狱或被处死的人众多。

譬如,1949年在台湾外岛发生的“澎湖山东学生惨案”便是其中一个悲剧。当年上千名未成年的山东学生,因为反对共产党统治,且被保障可以就学,跟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来到台湾外岛澎湖落脚时,惊觉被骗与当地军官的理念不合,发生矛盾。据理力争的下场是许多人落入牢狱、同时包含校长张敏之等多人遭到枪决,也有人被弃尸于台湾海峡。

这场牵连百名山东师生的惨案,被称为“澎湖七一三事件”或“外省人的二二八”,对国民党党史并不光彩,因此在该党内一直无法被平反或提及。

直到70年过去,这几年台湾“转型正义促进会”正式代替台政府宣布平反山东受难者罪名。

台湾历史学者陈芸娟的父亲便是当年山东流亡学生。她在2019年前台北一场座谈会提到,小时候父母十分好客,家里常会有叔叔伯伯老乡来访:“因为山东人嗓门很大,可能高谈阔论讲说哪里什么吃东西……可是一旦讲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就变得很小声……后来写论文我才知道,这一段是伯伯们不愿意提起,他们都认为隔墙有耳,很怕讲了之后要承担什么不好的后果。”

但她强调,在研究这段历史悲剧时,她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警惕自己先远离意识形态的窠臼,详实记述历史的重要。

平路也说,或许蒋介石当时是多么的恐惧,譬如包含亲信或亲信的秘书都有“匪谍”,他因此草木皆兵,要坚壁清野,宁愿错杀一千人也不能漏掉一个他认为有害的人。

“所幸,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时代,”平路说。

也因为家庭与政治保持距离,1949年路家迁到台湾之后,远离了政治斗争。

平路自台湾大学毕业后,移居美东,之后出自于急切关注台湾社会变迁,以及许多友人身陷美丽岛等政治黑牢时,开始以笔写作小说及评论台湾时事,最后搬回台湾。

1990年代起,她担任当时台湾菁英报纸《中国时报》的主笔之一,并在各处发表专栏,成为台湾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近年来她继续书写台湾历史,以小说笔法演绎台湾在荷兰殖民时期,数百年前岛上原住民与西方殖民者的交会,隐喻台湾斑驳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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