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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两宗暴动案被告上诉至终院 结果将影响相关案件60多名被告

香港“共同犯罪”适用暴动案周二(5日)开审。由“赴汤杜火”案被告汤伟雄,及2016年“旺角骚乱”案被告卢建民,向终审法院提出的上诉,为厘清普通法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否适用于非法集结及暴动罪,结果将左右日后同类案件的定罪门槛。上诉方认为须以共同聚集目的来定义,以确定指控被告罪责,否则罪责会被过度扩展,“就连旁观者都会拖落水”。该案结论虽不会影响汤的无罪裁决,但将影响往后相关案件逾60名被告。

两案审理法官为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港府一方由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和高级检控官张卓勤等代表。至于上诉人卢建民和汤伟雄,分别由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和大律师刘伟聪,以及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潘熙等代表。

由于“赴汤杜火”案,上诉庭今年3月判律政司胜诉厘清“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暴动及非法集结罪,提及遥距指挥、后勤支援等,在该原则下,均属“共犯”,而被告不一定要在案发现场。

今次上诉审讯法律议题主要包括,就现行《公安条例》第18、19条非法集结和暴动的定罪,是否须证明暴动群众为“共同目的”而聚集、“共同犯罪”原则是否适用于暴动及非法集结罪中、被告是否不必在场,以及单凭身在现场就产生鼓励作用。

**上诉方:须先证明被告在场参与 且有共同目的**

代表卢建民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陈词指,就相关法例,事发时须先有3人或以上群众集结,作出法例中指明的行为,而该批群众为“共同目的”而集结,且演变成非法集结以至暴动。故控方必须先证明被告必须在场,并属构成有关3人或以上的集结成员。

李续指,2016年“旺角骚乱”案发当晚,现场人数众多,亦发生多宗事件,不同人士都可能因不同目的而在场。控方须先辨认,现场何人涉暴动或非法集结,当中依赖控方将不同事件区分,且举证证明涉案群众必须要具备共同目的,方能指控干犯非法集结或暴动罪,否则会出现滥告,旁观者或附近上班人士等无辜受牵连,故共同犯罪原则并不适用有关罪行。

**答辩方:只需证明被告有足够联系 即使距离远亦可入罪**

不过,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反对,引用案例答辩时称,认为非法集结可以多种形式出现,有关法例虽须证明有至少3人集结,集体合作而作出危害社会安宁行为,但只需要证明有关被告有足够联系,即使被告之间距离远亦可入罪,当中不一定要额外证明有关人士是否有“共同目的”,又称难以客观证明被告的行为过程中潜在的共同目的,而应考虑行为本身造成后果,以了解背后动机。

周专员又称,上诉庭认同,现今的非法集结及暴动性质流动且有不同形式出现,案件“主脑”、把风等,即使不在场亦属“参与”,又认为“虽有些人表面单纯在场,亦会鼓励犯罪暴动”。惟举证过程困难,故认为将“共同犯罪”原则纳入非法集结和暴动,“可阻塞漏洞”,顾及“重大公众利益”考虑。

**法官多次质问答辩方 案件将审讯两日**

不过,终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质疑,若然涉案被告不在场参与,又无法证明被告之间有共同的计划,如何推论有关被告有参与集结和暴动?周称,视乎参与程度而定。

霍兆刚法官再追问“何谓参与”?周称,除了在场集结外,包括背后策划暴动和指挥暴动者。霍官质疑,那些例子实质已属参与者,无与经“共同犯罪”原则去证明。

张首席再问周专员,即使证明了被告之间有共同计划,但现有“串谋犯罪”法例是否都可以涵盖,“即现有法例并无真空”?周称“同意”。

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又称,既然律政司认为参与者的参与方式广泛,若因举证困难,而将罪责范围不断扩大,“我会感到很奇怪”。

该案将审讯两日,结论虽不会影响汤伟雄暴动脱罪结果,但将会影响同类案件的审讯,如果“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意味“哨兵”、“物资站”等都有机会堕入法网。目前已有多宗非法集结或暴动案、因等候终审案结果而押后裁决或受影响,涉及超过 60 名被告。

记者:李智智 责编:罗燕云 网编:林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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