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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克实教授: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前途

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史)

编者按:本文是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姜克实先生,远程参加2021年8月14日《周六八点》节目所作的主旨发言,由发言者自己整理出文字记录稿。

这次节目的完整录像,请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LUnxCWVnY


大家好,我这里现在是日本时间2021年8月15日午前9时,正值日本宣告败战投降76年纪念日之际。在此有纪念意义之时,很荣幸受到明镜电视台何频先生的邀请与大家见面,并能和冯胜平、高伐林先生等一起探讨抗战史研究的方法。

抗战史研究的病理

我在许多文章中曾都提到过,现在国内的抗战史研究领域,处于一种政治的病态中。其病理现象最大者,即多少年来,将抗战史研究这一门神圣的学问,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宣传的场所,作为弘扬国威、进行爱党爱国教育的工具所利用。

如在记录中贬低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类的历史解释。或将历史研究、记录的主线,设定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观方面。我称此类偏向为“大捷史观,英雄史观”。特征是在抗战史记录中总是突出共产党军队的胜利,和大量歼敌的英雄事迹。如众所周知的平型关、台儿庄、阳明堡机场夜袭的大捷,或刘老庄英雄连、狼牙山五壮士等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在这种政治史观影响之下,中国军队打过多少胜仗(大捷),歼灭过多少敌人,出现过多少英雄事迹,有何种传奇故事,是所谓抗战史研究、记录、宣传教育的热点。亦包括宣传侵略者的残酷,对敌人的犯罪行为的控诉等内容。可以说这些内容,成为抗战史的替代主体,是几乎所有人关心、宣传、议论的中心点。

受过此类抗战史教育,宣传影响成长的年轻人中,也产生出不少对抗战题材关心的战争迷,军事迷,武器迷。与日本的年轻人相比,对军事的兴趣,关心度大得惊人。从中国大陆众多的抗战史网页、军事网页、军事杂志、武器杂志、抗日神剧、小说、战争纪实等数量上,即可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与接受和平教育、发誓永不再战的日本年轻人的关心所在,完全不同。但若审视其热狂内容细部,可发现其不过是一种兴趣上的肤浅认识,内容也不外乎是对共产党八路军以及国军的大捷战斗、英雄部队、英雄人物、有名的战略战术家的事迹等感兴趣。可以说都是一种教育、宣传和政治风气熏陶的产物。

不少学界的研究者,或民间史家、乡土史家,讲起抗战,话题也千篇一律。山西人讲平型关大捷,河北人讲地雷战、地道战,山东人讲台儿庄大捷、铁道游击队,东北人讲杨靖宇等。好像除此之外,其他内容都不存在。知道的、听到、看到的大多是中国军队的抗战成果,想研究、证实的也是课本上记载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大捷。最近甚至有人开始高价购买日军战史书籍,或到日本来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目的也很单一,都是想佐证一下,从书本中学到的共产党与中国军队抗战大捷的神话。可以说,现在大多数战史关心者、军事爱好者,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战史。

抗战史研究的病理现象,在方法面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国家立场、政治观点、党的原则、民族精神。把抗战史的作用,仅限定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抗战纪念馆的门口,都有一块被国家颁布的招牌,书写的内容也都一样:“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就是说,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集资料档案,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为了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或中国军队的抗战事迹,弘扬民族精神。我认为,这样的抗战史教育、研究,是不可能正确地、公允地记录历史的。

记录历史事实,忘却民族怨恨

由于前述的病理现象存在,现在的抗战史领域被政治所利用,又变为教育手段。可以说其在教育面的特征,表现为一种非理智的,“爱与憎”的感情教化。爱的内容,并不是西方式的有普遍意义的博爱——人性之爱,和平之爱——而是有政治立场的爱党、爱领袖、爱政权教育。现在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大多是此种被绑架的政治内容。通过历史教育所灌输、扭曲的内容。把普通人的朴素的爱国情绪——爱乡土,爱自然,爱自己的文化传统,爱邻人,爱和平,通过战争教育,变为对政治体制的爱,对执政党、领袖的忠诚,被利用为拥护政权统治的手段。
这种教育最大的特征,还在于“怨恨与憎恶”的历史教育。如“不忘侵略者的罪行,牢记血泪仇,民族恨”一类的内容。对后代人、年轻人灌输怨恨、仇恨意识的教育,可以说在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中是不存在的。在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中也是不存在的。这种怨恨的历史教育,直至已经失去了怨恨对象的今天,还在继续进行中,其代表者即是数年前才设定的大屠杀公祭日。激发的、继承的都是一种非理智的民族怨恨的感情。在战后76年,早已失去怨恨,仇恨对象(侵略、犯罪的国家和当事人)的现在,可以说传播的、再生产的,已经不再是对侵略者的怨恨,而是在播种国家间、民族间的历史怨恨。可以说,是此种感情面的怨恨教育的结果,今日阻止了战后的民族和解,丧失了人性的宽容精神,破坏了民族、社会集团间共生的可能性。具有一种浓厚的国家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的色彩。其政治机能所在,即是要以战争史为教育工具,来培养对政权的爱,对领袖的忠诚。

抗战史的记录、研究目的,难道只是是为了传播、继承历史怨恨?只是为了爱国、爱党、对领袖忠诚?

现在,哪个国家在教育中都说,“不要忘记过去”。这并不是一句错话。但对其内容的理解,大有不同处。对此,我的解释是牢记民族仇、血泪恨并不等于“不要忘记过去”。对过去的继承的方法,需要把感情和历史事教训区分对待。不要忘记的过去,内容并不是怨恨的感情而是历史教训。

可以说三代人以前的怨恨,很难忘记。此时加害者可能还活在世上,被害也属于当事者的直接体验,或直接体验的继承。如爷爷会将家族受害的体验讲给孙子听一样。但第四代以后,即直接经验者和加害对象已经不存在时,我认为并没有经过宣传手段、人为地“再生”这种民族怨恨的必要。此时若不进行宣传灌输,怨恨会自然消失。怨恨只是一种感情,没有继承的必要,也不会有益于将来,或作为文化遗产遗留下来。相反,永世的怨恨,是妨害人类社会共生的要素。若果汉人永世不忘对满清、对异族侵略的历史怨恨,怎可能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存在?

所以战后第四代人以后,“不要忘记过去”的内容,不应是民族间、国家间的历史怨恨,而是对造成这种怨恨——侵略,犯罪行为——的真实的记录。并从此真实的记录中,吸取教训。忘记怨恨的感情,公平地记录事实真相,广泛地吸取教训,这才是对“不要忘记过去”之言的正确理解。 

什么是历史教训?——从日本侵略亚洲的近代史中应该吸取的是,大国霸权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忠君爱国主义,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的存在,都是战争、侵略的根源。这个教训才应是不能忘记过去的内容。遗憾的是,现在,这种重要历史教育并没有被后代认识,继承。被继承的仅仅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复仇心理,一种国家间的历史怨恨。甲午战争百廿年之际,我曾写文章提到过甲午战争日本近代侵略的历史教训问题,指出应警惕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逐渐增强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倾向。在当时中国国内,这是没有人能听得进去的话。“国大必霸”(当时某中国学者在会议上的发言),从民间到史学界泛滥的只是一种对大国崛起的自豪感。似乎在说“百廿年前你欺负了我,今天该轮到我扬眉吐气之时了”!此类报复意识、大国主义,难道是在吸取历史的教训?看今朝国际关系,此意识留下的又是何等恶果?

历史应为后人留下什么?

抗战史应该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我认为,今日抗战史研究,记录的目的,应摆脱宣传胜利和播种怨恨的狭隘性,将其变为一种有普遍性的科学。还原历史真相,纠正历史错误,吸取历史教训,并将其公平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世,留给世界上的所有人。使战争史成为有普遍价值文化遗产。普遍价值,指的是各国间,(战争时代的)敌我间,各信仰、政党、宗教间的共同价值。不能像迄今一样,只强调一者立场。记录一个政权的荣光。具体讲,努力的方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已提到过的,要吸取日本侵略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忠君爱国主义,一党独裁政治,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等是引发战争的要素。

二是避开政治、国家立场,公平、严谨地研究,还原历史事件,事实的真相。纠正既往的错误。

三是要保存历史遗迹、文物,公开所有历史档案资料,创造国际共同研究的条件。

四是要弘扬从战争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法则。如彻底消灭核武器;弘扬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永远放弃战争);如坚持、继续纽伦堡战争审判原则——“对和平、人道”的犯罪——这是二战后对甲级战争罪犯审判时的一个新原则,要点是对国家指导者战争责任的追究。即使其本人没有拿枪杀人,但执政中推行的国家领土扩张、种族灭绝政策,也构成对世界和平、对人道的犯罪。

公允的研究应避开政治立场

“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是我从小在教育中被铭刻于脑海的一句话。上大学后学历史,教师首先提到的也是这个原则,被称为是马列主义历史观。最近在宣扬所谓“正能量”,以肃清“历史虚无主义”之名排除异己的思想、学问的净化、统制中,这个原则被共产党执政者再次提起。

一位有名的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今年初的讲演中也重复了这个论调。称“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历史是有意识、有选择的一种记录”。还说“今天讲历史就是讲政治,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我不知这位葛先生讲的是正话还是反话。在权力中枢挣扎的历史学者,也许都有不可透露的苦衷。但我知道他讲的,就是现政权极力提倡的、共产党对历史的解释方法——强调历史研究中要政治优先、立场优先、民族精神优先。

可以想一想,如果所有的历史都这样研究、这样写,世界历史全体会变成怎样一种状态?每个国家,每个政权都闭门造车,只讲自己政权的英雄事迹,写自己国家的光辉历史。用自己政党的立场,价值观来解释历史,衡量世界。这样所有的历史会失去普遍价值,成为一种狭隘的政治手段,蜕变为一个国家内的神话,一个民族自己的天方夜谭。不会有超时代永久性,也不会有普遍于世界的价值观。这难道这是历史的应有的本来面目?

立场若优先于科学、事实,会导历史研究中出现以下种种弊害:

1.在记录方面,以神话取代历史真相。将一个政权组织的宣传内容作为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写入史书,并以此对后代进行所谓政治思想、民族精神的教育。可以说,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影响之下,现在中国抗战史记录中的许多英雄事迹的内容,都背离历史事实。如喜峰口的大刀队夜袭,平型关大捷,阳明堡机场夜袭,台儿庄大战的过程、内容记录等。通过档案研究,史料的国际对比研究结果,可证明很大程度都是经过政治宣传被美化、夸大的内容,与事实真相差甚远。但这种不真实的历史,却被作为事实记录下来写入史书,并作为“民族记忆”,“抗战精神”广泛地被应用于教育,并受到政治权力以国家法律之名的保护,排除、封锁真正的学问研究、订正。

2. 在历史教育方面,利用这些内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英雄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灌输对他民族的仇恨。其结果,往往导致产生大批好战又无知的下一代人。拥军,爱武,不仅狂热地支持国家的大国主义霸权政策,甚至可以听到不少鼓吹武力解放台湾、占领南海和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多年来偏颇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逐渐在形成一种妨害地域和平、支持霸权主义、大国主义的社会温床。

3.政治立场优先,还会导致学术界的变质。利用立场、观点、权力来排除异己,阻碍对事实真相的研究。或对学问研究内容实行禁言处分、政治审查,以肃清“历史虚无主义”(指对既定的官方政治观点、立场有偏离的学说)的方法,进行对异己者的政治面的压迫,思想面的围剿。

4.学问研究组织的変质。出现研究组织的党人化现象,党组织统治学术机构、管理学问研究的现象。科学研究首先被强制服从共产党指导,研究者要定期政治学习,汇报思想,出示学习心得,笔记等。使自由的学问研究出现组织,研究内容御用化的变质。

历史研究中是否必须排除政治立场?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政治团体来说,持有一定政治立场是难免的,也是有必要的。但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不能“立场优先”,不能超越事实,超越科学。

比如南京事件研究,如果优先强调立场,会发生以国定口径(30万大屠杀)优先,以民族仇恨先导的结果。使公平的、神圣的学问研究场所,变为爱国主义教育、控诉侵略者罪行、诉诸民族仇恨感情的法庭,妨碍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研究的国际化开展。虐杀的数字(30万),不应是研究的前提,而应是研究的结果。在研究的场所,没有诉诸感情、宣传仇恨的必要。学问的目的并不是牢记血泪仇,民族恨,而是要科学地证明大屠杀事实真相,研究导致战争犯罪的原因、构造,将犯罪的历史过程正确地记录下来,并吸取历史教训。在达到此目的之后,在公允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各国的学者可以各自讲述,讨论自己的立场。 

战果记录的不可信性

以宣传战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战史研究方法,不仅有前述立场方面的弊病,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错误。为什么说是方法错误?因为所谓的“战果”是指造成的敌方损失,如果不是歼灭战,由己方打扫战场,敌方损失是很难准确掌握的。尤其是处处避开正面战场只打游击战的共产党,战斗形态多为袭击、骚扰,打两枪就转移,怎能确切地知道歼敌战果?可实际上共产党的战史,对每一次小战斗都留有战果记录,多是一些虚伪的宣传内容。

从学问研究的严谨与否,学术质量高地的角度看,战果数字的有无,可以说是判断战史研究严谨度的试金石。严谨的战史研究中一般都没有战果记录。原因也很清楚,即不可能有确实证据。中国与日本有两部大型战史丛书,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抗日战史》100卷,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辑的《战史丛书》101卷,其中几乎都没有正式战果记录,记录的仅仅是自己的战损数字。旧日军的多种战斗详报记录中,对战果,也仅报战场“敌遗弃尸体”数据,即仅记录经过清点的战死者数。经笔者对比中国方面的战损记录,发现一般都大大少于国军自报的战损数字。比如说1933年3月10-12日的古北口战役,日方记录的“敌遗弃尸体数字”仅为“600名以上”,而北平军分会《各部队各战役伤亡官兵数目统计表》记录国军方面阵亡数为2446名。可见日军内部对此类数字的报告,有很严格的要求,是不允许作假,虚报的。只记录有证据的死亡者数。不否认有些日军的战报中,不少下级部队提出的战果报告会夸大中方的损伤,但此类数据一般不会被正式的上级报告,或战史书籍采用。

若分析战果与歼敌数字的来源,可看到一种是战场虚报,即指挥官为了掩盖失败,获取奖赏而进行的战果夸张报告,特征是数字暧昧。国军的战报中常见,我军损失2-300名,“敌更甚于我”(“敌不下于我”,“敌倍于我”)一类的记载,属于一种推测。共产党新四军刘老庄战斗的最初报告(陈毅《新四军在华中》1943.7)中也有此一类说法,称“其(敌方)损失亦相近”——不过是一个推测。但今天出现在战史书籍、英雄事迹中的刘老庄连,却被记录为“歼敌170余名”,或“歼敌300余名”。试问,该连82名指战员全部牺牲,歼敌证据从何处而来?

另一种是政治宣传。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紧张关系面看,共产党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战果报告大多是一种夸大的宣传。另外军方的宣传口对通讯社,报刊提供的战果数字,也大多是此种类型。此类战果数据是不能相信的,需要分析批判的数据,怎能不加解释、批判,就导入历史记录中?

与日军,国军的战斗详报等对比,共产党军队的战史记录中存在大量的歼敌记录。可谓战果累累,可很多都是捕风捉影的数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8卷,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统计战果的。不管什么战斗,几乎都有歼敌数字存在,但不提证据来自何处。有一些所谓的大捷,由于战果报告与实际相差太远,今日连战斗存在本身都不能在日军史料中确认。笔者分析的结果,较大规模的战斗,如平型关、广阳、七亘村、陈庄、黄土岭这一类“大捷”战斗,由于战斗规模大(共产党军队出动4-5000人以上),日军的确出现过损失,所以一般都可以在史料中对号,但可确定的战死者的数字,与共产党记录的大捷战果比较,一般均有15倍以上大差距。更有一些不可还原的“大捷”,例如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称歼敌百余,击毁飞机24架),日军仅记录过飞机大破一架,守兵负伤一名。再如称歼敌500余人的八路军120师的雁门关伏击战,从日军记录中不仅战死者,连战斗地点、时间都不能确认。狼牙山五壮士的战斗(称歼敌100余),刘老庄英雄连的事迹(称歼敌170-300余),由于日军方面损失少,或没有死亡记录,中方所说的战果,根本无法还原。

以上都可以证明,战果记录一般都是不准确的,在战史记录中是敌我间差距最大之处。

战损,敌情自报原则

由于战果记录存在以上多种问题,所以严谨的战史研究中,不应记录、研究战果,而应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损失研究面。即笔者提倡的“战损、敌情的自报原则”。以自己的战损,作他方的战果。由于现在基本已形成史料公开,国际研究接轨的新环境,所以若能进行双方向的接轨研究,战果研究的难题可迎刃而解。

战损记录中,最重要的还应是记录死亡。战死是一个硬性数字,死人亦不能复活,也容易留下根据、证据。有户籍、征兵法律制度的近代国家,都有关于每一个军人的履历、死伤情况的记录。如日本,不仅有明治建军以来所有军人的户籍、军籍、兵役记录存在,战后还有详细的补偿的关系资料,另外《官报》、靖国神社、各县护国神社等,也都保存着几乎所有战没者的记录。即自己方面的战没者数字很容易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人,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

另外,和战果同样,敌情情报同样也不可信。现在的抗战史,不仅夸大战果,同时也有夸大敌情的倾向。如敌军的人数、武器装备、弹药数量等。战史记录中关于敌军的战略意图,兵力部署、战斗命令、军队区分等(敌情情报)记录,很多也来自己方的侦查、判断,会出现许多错误。是侦查到的,按情报估计、推测出来的敌情情报正确,还是敌方自己记录的战略计划、命令部署、兵力、武器数量正确?不言而喻。所以今日的战史研究中,关于以上的敌情情报,也应按敌情自报原则,阅读对方战史,收集、分析、研究对方自己的记录。这样才能真正知己知彼。现在的国际化研究接轨,已提供了这种客观条件。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现在国内研究中出现的有关平型关战役的原因,台儿庄战役的目的等重大历史解释中,几乎所有内容,记录都是错误的。平型关战役的始因,和攻占太原并没有任何关系,台儿庄作战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贯通津浦线,攻占徐州。两者间虽有偶然性的因果链锁,但都不是日军战争指导部(参谋本部、大本营)原来的战略计划、部署内容。国内战史对此问题的解释,属于一种对敌方战略行动的推测,是不准确的判断。这些错误,都是闭门写战史的结果。战争中的分析,推测由于受到军事保密制度限制,哪一方都不可能准确地掌握敌情。但战后,在情报公开,具备了解敌情的条件下,战史研究者也没有认真阅读,研究对方(日军)自己的档案史料,按部就班,继承了战前情报不足时代的错误。

档案研究和国际对比的方法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行为,只靠一个国家的资料,一种立场,一种方法是不可能正确研究战史的。需要双方向研究,能保证这种研究开展的条件,即今日的情报(史料)公开和研究的国际接轨的方法。从过去的闭门造车研究自己的战史,变为知己知彼的双方向研究。可以说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战果从过去“歼敌3000名”削减到新世纪“歼敌1000名”说法的修正,即是日军战史档案公开的效果。  

76年前的战争档案,今天可以说没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在民主国家,旧战史档案的公开,属于纳税者的权利,受宪法保障的国民的“知”的权利。档案公开不仅能促进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开展,还能订正,揭露许多与事实有大差的错误,和各种战争神话的不实。从国民的权利面讲,即使是对国家不利、对政权不利的旧档案也有公开的必要。现在日本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外交档案中包括钓鱼岛、竹岛关系资料,旧日军档案中的也有慰安妇关系资料等,含有大量对政权,国家不利的情报。虽然政府不高兴,但也无法阻止这些情报的公开。因为这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国民的权利。

从现状看,日本已在互联网对世界全面公开了除了个人情报以外的战史档案。在中国,台海两方关于国民党方面的战史档案,虽还存在些门槛,也基本都对外公开。唯一没有全面公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战史档案。可以说共产党方面有价值的战史档案本来就不多(和军人训练素质和文化程度有关)。一部分公开的目的,也是为了宣传共产党军队的各种胜利、大捷和英雄事迹。有些东西遮遮掩掩,生怕被研究者看出漏洞。怕什么呢? 讲实话的人,实事求是的政府,是不应该害怕公开档案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推进国际对比研究的展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是真正想达到知己知彼,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战史档案不一定都正确,所以还要进行去伪存真的比较研究。

举一例,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国民党方面的战史档案、记录中,对自己的失利、败退、失守面总是表现暧昧。或闭口不言战斗结果,或遮遮掩掩,言语暧昧。只读一种现有的档案文字,很难理解战斗的实际结果。1933年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宋哲元第29军,到底在哪里与日军抗战?由于档案记录(北平军分会1933年编《长城各口之战斗》)的表现暧昧,不记录撤退的结果,所以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即29军一直在喜峰口长城线上抵抗日军的攻击。若与日军的记录对比,即可知道29军在长城线坚守的时间不过24小时。之后是日军占领着长城线进行防守,警戒宋哲元军的袭击、骚扰。著名的大刀队白台子夜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不实之处,都是不经档案的对比分析就很难发现的错误。所以为了增加战史研究的普遍价值,不仅要公开战史档案记录,还必须在情报公开的基础上进行档案对比研究。 

让抗战史变为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研究者,到底应该为“谁”研究抗战史?是为政权,作御用学者,还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记录澄清事实,为青史留章?可以说,世界上罕有超过百年的政权,但有数千年的历史记录。做御用学者,为一个政权歌功颂德,哪怕是一时个人能飞黄腾达,政权能成章万卷,但倒台之后,所写的政权的荣光史,权力者的英雄事迹不过只是一堆垃圾,会和消失的政权一起,被历史所埋没。因为其记录没有学问的普遍价值,没有科学性。不过是一个充满所谓正能量价值观的政治文书。

相反,若尊重科学,放弃政治立场,着实地研究战史档案,记录事实,战史即可成为一种有普遍历史价值的科学。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可以说,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不会是对他民族的怨恨,也不会是只记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场的英雄事迹,而是客观地记录事实的,有普遍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应是是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内容。

是作御用学者,为必然会过去的政权制造历史垃圾,还是作有人格的研究者,为人类,世界,后人留下诚实的、真实的脚印,是今后所有抗战史研究者首先应考虑的大问题。

谢谢各位的静听,我先讲到这里。
(2121.8.15)

2021年8月14日《周六八点》节目《中日战争新发现—中共抗日真相》的完整录像,请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LUnxCWV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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