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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中国年轻公益人的爱与痛──不受欢迎的女同性恋

口述:**安碧**

摘要:参与性少数议题后,我发现不被接纳的个体,在我之外还有无数。


九月,又到了公益圈中,一年一度极其重视的“99公益日”。虽然整个筹款活动只持续三天;但为了筹到更多的资金,安碧与她的伙伴需要提前半个月去准备资料,绞尽脑汁去想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再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捐出来,支援公益活动。

在接受采访的时间里,安碧常常会中断对话,表示自己需要先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让我在一个小时后再联系她。安碧今年刚大学毕业,目前在一个商业公司上班;明明职位只是实习生,可每天都忙到晚上九点才能下班。

回到家里后,她又要开始做第二份志愿的工作,先是整理与性少数相关的资讯,然后与伙伴商量接下来做什么形式的线上活动,又或者是给一些年龄小的伙伴解答自我认同或出柜等问题——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马不停蹄。

我问安碧为什么这么“拼”,是否因为太辛苦有考虑放弃。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又摇摇头,语气平静地说:“当然有难受的时候;但做社畜没得选,做公益起码是自己选的,稍微会过得开心一些。”

她随后笑了起来,小眼睛瞬间眯成一条线,浓重的黑眼圈也显得没那么压抑。

**我对她,已经是超出友谊的喜欢了**

十五岁那年,安碧喜欢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好友原是一头乌黑长发,后来剪短了,再加上人长得高又好看,更加显得出众;不说话的时候,常常会误以为是清秀的男生。她这一剪,也让安碧突生了一些莫名的好感。

好友对安碧很温柔,如果发现有好吃的零食,或者是有趣的书,便提前备好一式两份,再带回校与安碧分享。有时候,安碧忘了自己的生理期,好友除了事先提醒,还会带一瓶红糖水,怕她痛经。

“这种温柔就像吸毒,你习惯了就离不开了。所以那时候,我常常都梦到她,而且梦里的情节就像演偶像剧。”做梦次数多了,安碧也怀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她与好友认识三年,虽然大家志趣相投,天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此前却从未有过如此微妙的感觉。

有时候在教室,安碧看到好友与其他女生聊得久,便情不自禁地烦躁起来,然后在放学时一个人生气地走回家。于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好友,只好买来美味的零食,或者安碧喜欢看的漫画书,以此讨她欢心。

慢慢地,安碧对彼此的相处方式,愈发焦虑。她觉得自己从“喜欢”,已经发展到了一种“迷恋”,但这“不正常”。所以每次好友想跟她牵手,安碧都会以太热为由拒绝;可过了一会,安碧还是忍不住牵起对方的手。等到两人分开,安碧又会为自己的非分之想,感到愧疚。

后来,安碧与好友上了不同的高中。对方因成绩优秀,去了市最好的中学但安碧的成绩,只能留在镇上的重点高中。虽然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但两人仍会以写信的形式,保持彼此的联系。

长时间的分别,让安碧很不适应。因此,在学校搞活动不上课时,安碧便撒谎以亲戚结婚为由请假,带著一堆零食,特意去看望好友,希望了解对方的近况。 但好友的头发开始留长,扎起了马尾辫。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好友身边多了一个男生;他毕恭毕敬地向安碧打招呼,并透露自己与好友正在谈恋爱。

安碧有点吃惊,只能尴尬地送上祝福,随后静静地听两人从相识到交往的经历。“我看到她脸上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好像被爱包围的感觉,我很羡慕也很嫉妒。但如果大家还在同一个高中,她身边会不会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呢?”

那次以后,安碧与好友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只是维持过年过节的问候。偶尔,好友会主动跟安碧吐槽男友,但安碧只是敷衍地回复,“我当时太难受了,每天只能靠学习打发时间,也不想认识新朋友,但还是会想起她。她的离开,其实是带走了我的一部分快乐”。

在这样压抑的状态下,安碧从高中考进了大学。在出发新城市之前,她约了一次好友,鼓起勇气问对方是否与男生还在一起。好友点头,表示两人考的大学在同一个城市;虽然平时吵吵闹闹,但希望能跟对方继续相处下去。

看著好友幸福的表情,安碧突然觉得一直放不下的感觉,也到了尽头。她过得好,那么自己也应该祝福。“当下我有点犹豫,是否告诉她关于我很喜欢她这件事;但我不知道喜欢一个女生意味著什么,只是确定这是超乎友谊的感情了。”

可惜的是,还没等安碧想好,好友的男友便打电话问她一些事情。安碧当下,还是放弃坦白了,“最后决定不说了,怕之后朋友都做不了”。

怀著遗憾的心情,安碧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上大学。


看著好友幸福的表情,安碧突然觉得一直放不下的感觉,也到了尽头。 (示意图/sean Kong)

**原来女生,也可以与喜欢的女生在一起**

有趣的是,来到了新的学校,负责带领安碧前往宿舍的学姐,却与当年短发的好友一样,都有一种阳光帅气的少年感。

如此熟悉的感觉,让她迅速对才认识不久的学姐有了亲近感。 搬好东西后,安碧特意请学姐吃了一顿饭,问以后能不能有需要再找学姐帮忙;学姐则大方地告诉她,欢迎随时打扰。那天之后,安碧经常找学姐聊天。“我当时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倾诉对象,可以把高中三年很多没有表达的话,全部都讲出来;有时候我会问学姐是不是太话痨,怕被她嫌弃。 但学姐人很好,让我放心地畅所欲言”。

随著与学姐愈发熟悉,安碧突然发现在学姐的社交平台中,常常会出现她与另一个漂亮女生的合照,但只是图片没有文字。安碧怀疑学姐与自己可能是“同一类人”,但她没有证据去确定,只是觉得可以向她讲出来喜欢女生这件事。

就这样,与学姐认识半年后,安碧与学姐坦白了。但那一晚,学姐也跟她坦白了,并提醒安碧“可能你也是拉拉”。安碧虽然知道男同性恋,却并不知道拉拉是什么;于是她开始从网上找各种资料,试图去解答多年的困惑,“女生跟女生怎么在一起呢?”

到了周六的时候,学姐问安碧要不要去参加一个拉拉活动,安碧答应了。在那场活动中,安碧第一次见到了不同类型的拉拉,不仅有戴两只超大耳环的舞蹈老师,而且有扎脏辫的女rapper,甚至还有刚加完班、穿著高跟鞋匆匆过来的职场女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漂亮的女生,特别后悔自己没有精心打扮。但在那个空间,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后来听她们自我介绍,我才知道有一些女孩是情侣;而且她们看向彼此的眼神都是含情脉脉的,让我特别震惊——原来女生也喜欢女生,也能发展成爱情。”

虽然安碧不知道她们讲的TP,以及自我认同、出柜的含义是什么;但她依然觉得上述说法很新颖,尤其是大家谈到喜欢同性的感受时,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迷茫与孤独,在其他女孩的生命中也出现过。

活动结束后,学姐把安碧拉进了一个微信群。至此,安碧经常跟群里的姐姐妹妹聊天,喜怒哀乐都会发上去,也慢慢地把不懂的词语都了解完了。在群里,安碧也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孩。

那个女孩在一个公益机构当兼职,准备申请香港的研究生,常常也会在群里分享性别研究的学术文章。由于群里的姐妹大都是嘻嘻哈哈地聊天,只有她会如此不走寻常路地谈论学术,因此吸引了安碧。

“以前我在群里,听的最多就是大家怎么找女朋友,对方出轨怎么办,如何跟家长出柜等话题。但那个姐姐分享的学术资料,却是让我了解到整个性少数社群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结构下面临的诸多困境。”很快,安碧与女孩熟络了起来,希望能够从好朋友进一步发展到恋人。

然而没过多久,女孩便开始地告诉安碧,她追到了自己喜欢的女生;这让安碧非常无奈,觉得还没开始努力就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女孩却安慰安碧,哪怕不能谈恋爱,她在友谊层面仍然喜欢安碧,希望能够继续相处与联系。

女孩的坦然,让安碧觉得轻松很多。不过,经过这件事,安碧终于可以确认自己喜欢女生——“我真的是一个为美女痴狂的拉拉。”

**老师理解我,却要求我不再参与性少数的活动**

与女孩选择做朋友后,安碧便在她的邀请下,参加到在聊天交友之外,一些有明确主题的讨论会、观影会与辩论会。

在那些场合,她见到了不同的性少数者。“我听到的声音更完整了,除了性取向多元还有性别多元,比如跨性别者和性别酷儿;而且,大家的话题更有深度了,比如了解到有公益组织在争取同志婚姻的权利,或者是介入性取向扭转的状况,还有给一些伙伴提供反歧视的法律谘询等。”

这也让安碧的思考,从自我认同上升到身份认同。她发现自己在社会中,并不只是一个喜欢女生的拉拉,更是一个被排斥、被压迫的个体,与此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想起那些被父母逼婚的姐妹,我就很愤怒,为什么异性恋直人可以垄断爱人的权利呢?”

于是,安碧决定行动起来,加入了一个校外的公益组织,希望可以向其他伙伴学习如何做宣导,再慢慢地影响身边人,让他们也可以关注性少数群体。

公益组织的任务繁多且零碎,所以安碧有时候是写科普文章,有时候则是整理物资,有时候担任线下活动的主持人。在身兼多职的过程中,安碧一方面愈发了解公益活动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在考虑能不能在校内做分享,让自己的同学也加入。

纠结了两周,安碧主动联系了学校的一个社团,并整理好所有资料,谘询对方是否有意愿。高兴的是,社团负责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很快便在公众号宣传了活动。但当安碧满心期待在学校的讲演时,辅导员却打电话给她,让她赶紧取消,再去办公室聊聊。

“之前其他朋友告诉过我,发起一个高校内的性少数活动,可能被老师阻拦,甚至面临公权力介入等风险;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有经历过,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幸运’。” 去办公室之前,安碧特意联系了一个有经验的前辈,对方善意提醒她最好跟学校服软,避免影响未来毕业。

之后,安碧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办公室。还没等她开口发言,老师便告诉安碧自己在国外读硕士,不仅知道性别研究也了解性少数社群;但她能够心平气和地处理这件事,领导却不可以;无论是517还是骄傲月,学校都不允许发起任何有争议的活动。

毫无疑问,在学校领导看来,性少数议题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安碧班级的辅导员,便需要承担说服安碧的责任,不仅让她提交一份检讨书,而且承诺不再参与任何相关的活动,不然后果自负。

“辅导员的态度比较温和,但学校领导因为这件事很生气,所以必须要求我服从他们的管理。”最后,辅导员建议安碧,如果真的想做这个领域,可以选择考研出国,“毕竟国内无知的人多,只有低调一些才能活著”。


安碧决定行动起来,加入了校外的公益组织,希望学习如何做宣导,再慢慢地影响身边人,让他们也可以关注性少数群体。 (示意图/Jake Ingle)

虽然老师表面上好声好气,但安碧清楚对方只是希望完成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从软到硬的沟通方式,达到最终劝退的目的。但这件事,仍然让安碧挫败了很久,不想学校成为自己的“绊脚石”。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安碧更加崩溃。提交检讨书的第二天,辅导员打了电话给她的家长。

**当相亲相爱的家人,开始羞辱我的性取向**

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安碧正在午睡,迷迷糊糊中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直到她从妈妈暴躁的语气中,听到“同性恋”三个字才瞬间清醒。她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没想到辅导员居然打了电话给家人。

早在高中的时候,妈妈就发现安碧喜欢好友,当时还安慰她“再找一个好友就不会伤心了”。 但明确以拉拉的身份,跟家人坦白自己的性倾向,安碧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她原本的计划中,只有等经济完全独立,才有出柜的可能性。

但妈妈对此没有过多纠缠,只是表示早上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让安碧再也不要参加这种活动。至于安碧是否真的喜欢女生这件事,妈妈则回避了,反而提醒她用心准备期末考试,一切等放假回家再详谈。

挂掉电话后,安碧迅速地向社群伙伴求助,请教他们如何与长辈打交道的经验。“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毕竟还有一个月就回家了。社群的伙伴们有的在安慰我,有的则发了很多资料给我;但是我有预感,可能回去会面临一场腥风血雨。”​

果不其然,安碧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回家不久,便受邀参加一次家人聚会。但与其说是吃喝玩乐的聚会,不如说是开批斗会,实际上把枪口对准了安碧。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虚伪地讲著客套话,吃著饭菜。直到其中一个亲戚开始向安碧发问,“安碧你有没有男朋友?如果没有,不如我介绍一个给你啊?”瞬间,强烈的不安感迅速充斥安碧脑中,但她还是有礼貌地谢绝了,表示自己现在没有谈的想法。

可亲戚仍然在紧逼,“你不想谈,是不是现在谈了女朋友呢?那你之后怎么结婚呢?”还没等安碧反驳,另一个亲人也开始指责她,“你喜欢女生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做那些活动有必要吗?你宣扬这种价值观,在学校被老师、同学嫌弃,在家里更不值得弟弟妹妹学习了,你不要带坏他们啊!”

当下的安碧,突然明白到这场聚会的目的,是从家人“我都是为你好”的角度,劝她做一个“正常人”。她的脸也变得越来越红,愤怒地回应:“同性恋不是病,这只是一种性取向。你们不了解,所以才少见多怪。我的人生不是为了结婚生娃,也没必要按照你们的模式走,你们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呢?”

“凭我们是你的亲戚啊!” 接下来,其他亲戚也开始叫嚣,你一言我一语地苛责安碧。可坐在安碧旁边的母亲,却在劝安碧不要反驳,认真听听别人怎么说,“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多,你怎么这么犟呢?”

被群起而攻之的安碧,最后是在弟弟和妹妹的维护下,才制止这场骂战。他们不停地催促自己的爸爸妈妈吃饭,表示等下还要回家写暑假作业,以此转移各自父母对安碧的注意力。

当下,弟弟和妹妹还特意发了资讯给安碧,表达自己的支援,以及代表父母表示歉意。一方面,安碧觉得很感动,没想到他们会挺身而出;另一方面,她也很难过,只是一言不发地吃完饭,匆匆离开了饭店。

“想起那次的饭局,我真的觉得很绝望。那些亲人从小照顾我长大,他们以前对我很好;现在因为我的性取向他们好像变成了一群饿狼,恨不得吃掉我——因为我让整个家族蒙羞了。”

安碧那天在外面逛了很久,才让不适的心情得以舒缓。但晚上回到家,她看到妈妈坐在沙发上,两只眼睛已经哭肿了。她告诉安碧,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求助亲戚了,“是不是我生你的时候出了问题,才导致你现在喜欢女生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喜欢同性呢?”

安碧没有回答,走回了房间并关上了门。 她本来已经在外面舒缓好的情绪,又忍不住哭了下来,都忘了是什么时候睡著,“看到我妈这样,我只能妥协了”。

安碧的妥协,就是按照辅导员提出的建议,干脆考研到国外读性别研究。因此,在大学最后一年,安碧退出了之前的公益组织,不再参与线下活动,但仍然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章,与朋友都保持密切联系,“关了一扇门,但我必须给自己留一扇窗”。

**继续参与性少数公益,是因为社群伙伴的认可**

不过,即使只是在线上参与性少数议题,安碧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友好的人;毕竟比起学校和父母,她觉得其他的困境仍然可以面对与处理。

“线上我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男生,比如他想了解更多的性少数社群的资讯,就会经常找我聊天。但慢慢地,他就变成骚扰了,会不断发资讯问我既然性取向是流动的,为什么我不试试跟男生交往呢?我就特别尴尬,因为我暂时没有对男性感兴趣,为什么还要这么强迫我呢?”

除了骚扰,安碧也发现很多人对性少数议题,都是持著模棱两可的态度;虽然他们都表示支持同性恋的权利,但对于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同志婚姻平权,却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如此“政治正确”。

随著回应的人越多,安碧也已经形成了一套话术,无论是求助还是分享资料,越发熟练。但让她没想到的是,由于疫情突然而至,她出国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了,反而只能与社群伙伴继续保持线上的联结了。

“本来今年已经申请到一个学习项目,现在只能停滞了。我现在准备在国内工作一年,之后再找机会深造。”采访到这里,我感慨安碧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但她反而很开心,虽然原计划被打乱了,但由于顺利毕业,之后没有人再阻碍她参与公益了。

我问她是否有过后悔走入公益,安碧点了点头,“今年疫情比较特殊,所以毕业都是匆匆忙忙,一切从简。但我知道同运有个前辈,毕业时披著彩虹旗上台等校长拨穗,这也引起我想模仿的冲动,结果想了很久还是不敢。”

“后来搬东西离校,看到一对拉著行李的情侣在拥抱。我就希望自己有女朋友,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我也有一点矛盾,如果女朋友不支持我做公益,或者觉得这与她无关,我会不会反而更难过呢?”

安碧讲到这里,安静了一会儿,叹气感慨,“这两个场景发生的当下,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强烈。但回到家看到父母,再想起这两件事,我就觉得有点后悔,或者说遗憾;假如我是一个异性恋,是不是会没那么难呢?”

毕业后不久,安碧找到了新工作,也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性少数组织,主动地报名做志愿者。她觉得只有回到社群中,才能避免被家长、学校的排斥与苛责;虽然做公益很辛苦,但有其他同温层伙伴的认可,她仍然会坚持参与性少数公益。

在采访的最后,安碧不忘把自己关注的公益项目发给我,叮嘱我一定要准时捐,“我已经把上个月的实习工资,省出来一半,再给每个机构捐几十;虽然不知道配捐有多少,但能支持他们做一些小小的事情,我觉得很值。”

“因为还有很多女孩、男孩,或者其他多元性别的个体,可能跟我刚上大学那样充满迷茫与困惑,会很需要这些公益组织去带领他们。我们只有为彼此努力,社群才有力量,才有希望。”

作者》**林溢智** 一位长期关注性别议题与障碍者权利的中国社工,透过报导与个人书写,带领读者了解障碍者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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