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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德尔塔变种面前,澳洲防疫弱点暴露无遗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各种防疫计划、路径、展望和演练,目的就是要显示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到了超前部署。

然而,德尔塔毒株的出现暴露了澳大利亚疫情防控的一个严重弱点:“居功自满”。

澳大利亚理应预见到德尔塔毒株的入侵。当时,这种传染性极强的变种病毒已在世界各地肆虐数月有余。

德尔塔毒株于去年10月首次在印度出现,截至今年4月已造成了大规模传播。莫里森总理称之为一场 “可怕的人道主义危机”。所有来自印度的航班都被叫停。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公民也不得返澳,并受到一旦试图返澳就将面临牢狱之灾的威胁。

今年五、六月期间,德尔塔变种病毒迅速成为英国、印尼、俄罗斯和美国大部分地区传播的主要病毒。在印尼、南非和巴西,死亡人数开始攀升到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最严重水平。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开始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德尔塔毒株的出现颠覆性地改变了全球疫情的格局,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疫情阶段。四个星期前,一名豪华轿车司机从一名机组人员那里感染了德尔塔菌株,而之后病毒就开始在悉尼传播,看一下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表示这种变种病毒传染性比之前的病毒更强,但其实际表现却好像没有太在意。

新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Gladys Berejiklian)认为她的 “王牌军”密切接触追踪工作人员有能力处理德尔塔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并等了8天的时间才实行 "居家限令"措施。这种“轻度封城”的做法与联邦政府的“轻度收入补助”做法同出一辙。联邦政府曾决定不再重启留工津贴(JobKeeper)。

三周后出现了数百例确诊病例,新州和联邦政府终于不得不改换策略,收紧了防疫限制措施,封城时间延长,收入补助也得到了提升。但没有人承认这一切举措早该付诸实施,即使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德尔塔变异病毒对大部分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会带来什么样冲击。

在悉尼,有关什么是关键工作人员的界定是“自我认定的”。这仍意味着贝雷吉克利安州长无法直接回答宜家员工是否该去上班这样的问题,但人口移动数据却证实悉尼地区的人口移动已趋于放缓。在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区排队苦苦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长龙说明大多数民众对这次疫情爆发非常重视。

额外的财政补助也应有助于限制措施的实施。正如贝雷吉克利安州长本人所说的,收入补助对于让人们待在家里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那些每周都在挣扎的人们不会在上班与否面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留工津贴JobKeeper的成功之处:让人们待在家里,同时也能维持经济活力。

当前的收入补助比留工津贴计划结束时略微慷慨一些,但只有在政府认定的新冠 "热点地区"进入封城第四周时才予以启动。在封城的第一周,什么都没有;第二周推出了根据申请人经济状况评估(means-tested)结果发放的最高金额为500澳元的收入补助;第三周政府取消了资产评估(assets test)。只是到了第四周,补贴款才涨到600澳元。

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助呢?那个时候正是实施居家限令的最重要时刻。总理表示,许多澳大利亚人已“在过去12个月里有了储蓄”,让他们有“一定缓冲能力”,以度过封城这样的难关。这在悉尼东区可能是事实,但在费尔菲尔德这样的区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分阶段实施财务补助政策的另一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联邦政府对近来的指责十分敏感。与最近两周的[悉尼]封城相比,联邦政府被指在财务补助上愧对维州民众,少付了补助金。堪培拉需要能够辩称所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规定,而没有偏爱哪个州。

这并没有阻止愤怒的维州政府给莫里森贴上了“新州州长”的标签,引发了另一场政治口水战。联邦国库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说,维州是“幼稚的、爱耍孩子脾气”。他举例说,去年漫长封城期间联邦向维州提供了大量的留工津贴支持。

先不谈有关补助金的辩论,很难否认联邦政府对这两个州采取的做法的确非常不同。

每次维州封城,维州州长丹·安德鲁斯(Dan Andrews)会面对来自联邦政府的各种谴责。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不是。

相比之下,总理本周与新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步调一致,公布了提升财务补助的决定。他没有对悉尼如何陷入这种局面提出任何批评,也没有使用 "新州疫情”的字眼。

各州和联邦显然在这一疫情爆发期间展开了合作,但几乎在每一个危机时刻,光鲜的一面总会落幕,相互争吵、怨恨和指责会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未来最具政治挑战的辩论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在有了足够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之后,澳大利亚将如何从封城和州界关闭中走出来。

两周前,总理宣布全国内阁已达成了一项“新协议”;一条“摆脱新冠疫情的路径"。

这涉及达到多尔蒂研究所(Doherty Institute)模型设定的疫苗接种“关键数字”,莫里森总理希望在本月底前就能获得多尔蒂研究所的研究结果。

莫里森保证说:“这将是一个科学数字,不会是一个政治数字”。

本周,总理降低了这一期望。他说:“这里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疫苗接种目标将“基于对风险的评估、评价”,也同时涉及国库部的工作。

换句话说,在联邦和州政府领导人就风险承受度进行艰难辩论之前,多尔蒂研究所的专家会提供一系列数字。

这是一场必要的辩论,这将要求政坛领袖们去做出他们迄今为止拒绝做出的决定,权衡一旦给所有民众提供了新冠疫苗,他们到底愿意接受什么样的风险及可以接受多少社区新冠死亡人数。

不要指望各级政界领袖能轻而易举地就此达成共识。本周,这些政界人士们忙着指责对方偏袒、耍小孩子气、对问题熟视无睹。与此同时,联邦大选也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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