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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传》:在北京街头差点跟三个流氓打起来


《刘晓波传》:在北京街头差点跟三个流氓打起来

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刘晓波的好友陈军数次谈起1995年的那次悄悄回国,因为正是这次相聚,两人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在精神层面有了更多更直接的沟通。陈军回忆说,当年持美国护照和有效中国签证悄悄回到中国时,是想再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开咖啡馆,然后在里面做个电影俱乐部之类的事。回到北京后,并没有立即给晓波打电话,在确信没有被跟踪和盯梢后,他才跟晓波通了电话。在后来的几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晓波在一起。

“那时,我并不关心政治,我和晓波谈论最多的是哲学、文学,也经常谈论宗教,谈论精神超越等话题。晓波觉得,在这些领域我的一些观察和感受更细致丰富一些。”陈军回忆说,自1989年初在纽约与刘晓波相识并成为挚友后,这些探讨和谈论都是两人后来相聚时的主要内容。

在朋友圈内,陈军是“一个优雅却又深刻的思想者”,朋友评论称,“他是这一代人比较真切地接近西方哲学和自由思想不多的中国人”,过去他和高行健也有交往,但对他的文学的看法,陈军似乎不以为然。陈军和刘晓波交往更深,也更具私人性质。他比较亲近思想型的朋友,只是近年专心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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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传》内容提要: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刘晓波来说无疑是一道改变其命运的分水岭。之前,他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文坛“黑马”;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少年时代的刘晓波,“冒险”而“叛逆”,11岁就成了“瘾君子”,打仗、跷课、离家出走;文革期间随父母到内蒙古插队下乡四年,随后又当了两年知青,返城后又当了一年抹灰工……这些底层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也形成了他的“偏激”世界观。

从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到1988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的刘晓波“扮演”了众多角色:校园诗人、中文系讲师、文学评论者、文坛“黑马”……

“六四事件”让刘晓波由“黑马”变成了“黑手”。他为何选择回国?为何成了天安门“四君子”?为何选择了绝食行动,又为何与戒严部队谈判?他到底是如何撤出广场的,又是怎样躲藏起来的?在逃亡海外的机会摆在眼前时,他为何选择了拒绝和后悔?

因“反 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狱中他曾写过《悔罪书》,出狱后他又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 白》。从“悔罪”到“独白”,他让自己成为“六四事件”最有争议的人物,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追问,他的所作所为到底为了什么?

1991年1月出狱后,从事写作及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他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于1995年和1996年两次被监禁和劳教。整个九十年代的一多半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2008年,他发起与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一年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

“因言获罪”的刘晓波,于2010年10月8日也“因言获奖”——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成为举世关注的政治人物,从而也成为备受争议的诺奖获得者。

(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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