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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优等生”台湾爆发第二波疫情 为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启示?

曾经被誉为防疫“优等生”的台湾,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一年多后迎来了第二波疫情。在连续一周单日确诊病例过百的同时,民众抢购物资,岛内的舆论压力与日俱增。

本周,台湾可谓是内忧与外患并存。周一,台湾未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ould Health Assembly,WHA),引发两岸政府发出强硬的外交辞令。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及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联合声明台湾政府的不满与抗议立场,而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亦引用“一个中国”原则向支持台湾的国家发出警告。

除此之外,两岸在疫苗方面的对立亦在加剧。中国政府做出向台湾紧急运送新冠疫苗的提议,引发台湾卫生人员的抨击。

这似乎成为一场疫苗“闹剧”,在岛内的疫苗接种率只有1%,并且存货不足的情况下,台湾的姿态只是这场政治纷争的表现之一。

远在太平洋南端的墨尔本,疫情亦有卷土重来的迹象。在这座去年被称为全球封城时间“最久”的城市,一个新的群聚性感染正在爆发。

墨尔本人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去年10月解封以前的生活,宵禁、大规模检测和五公里范围的活动限制,和一些难以言语的精神压力。

如今,这种压力也在台湾的上空盘旋,城市一时间变得空旷、冷清,在抗疫“优等生”的光环之下黯然神伤。

那么,在政治、疫情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多重压力之下,台湾的第二波疫情给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正在复苏的国家带来了哪些启示?

台湾在2020年1月15日出现首个新冠病毒病例。但很快,蔡英文政府以“强硬”和“有效”的方式控制住病毒的扩散,得到了民众的称赞。

台湾迅速执行了严格的入境限制,设置了健全的隔离机制,其抗疫绩效在亚洲屈指可数。

一切都从5月12日开始发生了变化。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信息显示,由于从海外回到台湾的飞机机师感染英国变种新冠病毒,导致台北桃园机场附近的一间隔离酒店出现群聚感染。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感染虽然暂时没有出现指数级的爆发,但社区传播的规模还在扩大。

人们发现,本地的登记和筛查系统无法应对每天持续增加的新冠确诊人数。第二波疫情一触即发,但公众在外出用餐和购物时还需通过手写姓名和手机号等资料,给接触者追踪工作增添了技术壁垒。

再加上一些商户采用自己的登记系统,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接触者追踪的速度显然无法赶上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

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民主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推广“二维码”技术,记录民众地活动轨迹,并向公众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而民众也越来越愿意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

但在台湾,行政院直到5月19日才推出“短信实联制”,用户通过扫码发送短信,把个人信息共享给政府。

这距离疫情的爆发已过去七天,而民众对登记系统的接纳与配合需要时间上的反应,这一滞后性一在加剧病毒在台湾的传播。

例如,卫生当局在5月21日发现,一名男子连续26天在台北万华的茶室买春,过程中并没有登记个人信息并且隐匿自己的移动轨迹,导致一家医院出现群聚性感染。

除了在接触者追踪方面暴露出的系统性缺陷,台湾的新冠检测制度也令人担忧。一些民众表示,台湾人引以为傲的国民健保体系不但没有免除核酸检测的费用,反而叫价昂贵——陈时中曾表示,隶属于卫生部的医院检测费用约为208澳元一次(4500新台币)。

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调查了71家提供自费新冠病毒检测医院的收费标准。数据显示,检测费用在208澳元至370澳元(4500-8000新台币)不等。

当免费且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在全世界多个国家成为一种常态,防疫专家担心,昂贵的检测费可能会让一些潜在感染者望而却步,从而加剧社区传播的风险。

我们尚不清楚台湾目前是否存在检测能力和设备的不足。但在疫苗方面,这一担心是肯定的。

新冠疫苗购买困难和民众接种意愿不高这样澳大利亚经历过的困境在台湾也正在上演。

台湾尝试在国际上购买不同种类的新冠疫苗。

各国研发的疫苗往往会通过代理商向不同地区提供疫苗。较早研制出新冠疫苗的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将大中华区的代理权交予上海复星医药公司。

为了绕过中国大陆,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在今年2月希望直接和BioNTech购买500万剂疫苗,但是在最后签约时生变。

直到3月3日首批英国阿斯利康疫苗才运抵台湾;一个月后,台湾获得COVAX分配的阿斯利康疫苗;5月19日,再有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运抵台湾桃园机场,总计达到70多万剂。

但按照约2300万的台湾人口计算,目前获取的疫苗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防疫需要。

但是由于台湾疫情本身并不严重,加上阿斯利康疫苗在国际上出现血栓等不良副作用,民众接种疫苗意愿极低。

直到最新疫情爆发,台湾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仅仅约为1%。

但是和澳大利亚能够在本地生产阿斯利康疫苗不同,没有本地疫苗生产能力和国际疫苗纷争带来的影响让台湾的疫苗接种雪上加霜。

与澳大利亚的联邦制不同,台湾实行中央政府具有更大权力的共和制。

澳大利亚在疫情恶化期间,有联邦政府成立全国内阁,各州和领地的州长、首席部长和高级卫生官员定期会晤沟通防疫政策。

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及领地由不同政党执政。各政府之间由于防疫政策松紧程度不同而实施不同的封境政策。由此也曾经产生过政治人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但是目前没有出现联邦和州之间防疫政策不同步的状况。

然而台北的中央政府在防疫的政策上受到了反对党执政的地方政府的抗拒。

疫情严重的台北和新北两个城市,越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前实施包括学校停课在内的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

最新一起地方和中央防疫政策出现隔阂的案例发生在金门县。金门县是台湾的离岛且没有新冠确诊案例,金门县在5月24日实施入境快筛。

和澳大利亚采用核酸检测不同,台湾的快筛采用的是新冠病毒蛋白质检测技术。

当地政府要求乘坐飞机抵达金门的旅客必须提交3天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验阴性报告,否则必须在机场现场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则由救护车送到金门医院就诊。

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以金门县政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为由,撤销当地机场检测点。

蔡英文总统似乎意识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政策龃龉可能为防疫带来不良影响。

她在脸书上说,“防疫是协同作战……病毒从不管我们支持哪一个政党、喜欢哪一位政治人物”。

5月25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改变先前做法,转而同意包括金门在内的离岛3县市提供新冠肺炎自愿性采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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