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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与抗争中完成自己的一生——纪念刘晓波

陈景辉

直至传来刘晓波病危的消息,我才认真地找他过去的著作来阅读。当然之前有看过新闻报道,也咀嚼了他那篇〈我没有敌人〉的动人陈述,但自问对他这个人的认识并不深刻。直至知道他即将在监禁之下走进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就回想起七八年前自己在街上喊过“释放刘晓波”的口号及派过的单张,很记得当时一位朋友,游行完还不罢休,誓要走去银行换了一叠新簇簇的100元红色钞票,不懈地写上“释放刘晓波”5个字,企图将信息传递到一切陌生人手中。

刘晓波病危的日子,往事就这样涌上心头。既是为了记念,更是为了纾解郁闷,这段日子我不住翻阅刘晓波的著作。说来惭愧,我之前竟没有看过那本1993年出版、今天已经绝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这本著作曾引发巨大争议,不少论者也对书中观点有所保留,然而那个对民主抗争、人性及社会体质充满反思的迫力,且不断赤裸地拷问自我灵魂的作者,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刘晓波。也许,书的名字很好地说明了作者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六四幸存者的刘晓波。

刘晓波展现的3个特质

成为一个像刘晓波般以一生之力活出信念的幸存者并不容易。在我粗糙的阅读中,刘晓波一直以来的文章和行动向我们展现至少3个重要特质:首先是在死亡及遗忘之下的忠诚;其次是承受苦难的勇气;第三是不断的反思,以使备受苦难围困的抗争主体,不要被苦难的黑暗深渊所反噬,并保持谦卑和盼望。

让我引述刘晓波像诗一样的文字,题为〈那个春天的亡灵——六四十八周年祭〉:

“不要说失败,不要说十八年的时光,从年轻生命倒下的那一刻,中国人的死就已经展示罕见的纯洁和伟大,恐惧并不能淹没觉醒,母亲们以及无数维权者的觉醒,见证了亡灵那不息的活力。

我说不清,是亡灵让那个残忍的春天升华,还是那个残忍的春天让亡灵升华。生命转瞬即逝,坟墓却地久天长。临终的遗嘱成全了青春,我将活在对那个春天许下的诺言中。

如果我是一枝烟,就用燃烧兑现诺言。

如果我烧完,就用灰烬兑现诺言。”

刘晓波的诗和文字满布了殉道者的死亡气息,但这不意味着终结或退缩,而是更像一道永恒的光般指引我们走着未完的路。

刘晓波说过,只有“走过牢狱之门,才能走向自由”。这揭示了面对完美独裁的今天中国,假若决定要当一个坚持信念的幸存者或民主公民,你就必须具备面对苦难的勇气。这其实不难明白。更有意思的是,刘晓波提出一种人格理想,也就是积极的悲观主义,也就是说在苦难中抱有盼望,他写道:“直面人生的悲剧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视人世的残酷、血腥、荒谬、无意义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决不放弃寻找希望,起码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

也就是说,生命也好,抗争也罢,它的成果和意义根本毫无保证,但明乎此仍坚守信念走下去,而非陷入虚无、犬儒、逃避或廉价的无力感。这才是刘晓波所说的自由人,或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刘晓波是个丰富立体的人物,因他不止是幸存者,也不仅是一位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道义巨人,而且也是一位时刻要求反思的知识分子,因而他跟他的苦难总是有一种思想的距离,再引述如下: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心理疾患。我以为,无限制地夸大自己的苦难是反面自恋,甚至比夸大幸福的正面自恋更愚蠢更轻浮,更容易使幸存者滑向沉沦绝望和玩世不恭:我经历过苦难我怕谁!沉溺于反面自恋中的人,会把个人困难当作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正如无限制地夸大个人幸福,就是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样),进而把苦难当作向生活讨债的资本,把自己当作理直气壮的精神高利贷,似乎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对不起我,欠我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巨额债务。”

将永远成为指引未来的光

明明刘晓波就是可以成为那种站在苦难高地、四出“讨债”的“债主”,但他没有,反而常常强调自身付出的卑微。

这展现出刘晓波身上除了忠诚、勇敢及坚忍的人格特质之外,还有反思。这让我们仿佛看见那位1980年代号称“文坛黑马”的知识分子的棱角容貌。

刘晓波一生的所思所行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及咀嚼的地方,让我们记着,他的死就如他笔下的六四亡灵,将永远成为指引未来的光。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评论人

香港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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