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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的抉择与蜕变的心路

章海陵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肝癌去世。他是八十年代的“文坛黑马”,曾声称“中国文学要打倒屈原与杜甫才有出路”。他在六四之夜力挽狂澜避免血流成河,也拒绝流亡海外。后因《零八宪章》失去自由,却以“没有敌人”的论述与政权博弈。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知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一岁。中国媒体报道他的死讯及时而简略,但微信圈出现大量贴子,呼喊“刘晓波,一路走好”。在香港,前不久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福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我与香港人民一样,对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表示哀悼。”对于刘晓波早前是否应当被允许出国治疗,以及未亡人刘霞日后的人身自由,林郑月娥表示相信北京将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处理。

为挽救刘晓波的生命,中国监狱当局和医护人员其实也尽了最大努力。中南海非常关注刘晓波,指示要求尽力救治。北京甚至邀请美国与德国专家组成的联合医疗团队,对刘晓波进行最佳治疗及临终关怀。至于中方不同意刘晓波出国就医似也可理解:病人已命在旦夕,出行极可能加速死亡。临终前刘晓波与夫人刘霞已对医生等人员表示了感谢。但关注刘晓波的人们都不免在想,当局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再怎样说,刘晓波只是一介文人,有异见但绝无暴力倾向,当今中国许多领域都在奉行多元化,对刘又何必如此严苛?

当下这一刻,刘晓波颇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心路历程,也在人们脑海浮现。普通民众知晓刘晓波,是因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他是当年人山人海广场上的“四君子”之一(另外三人是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广大文学爱好者熟知刘晓波,因为他是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文坛黑马”。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老三届知青经过严格考试得以重进校园,成为中国恢复大学招生的头一批大学生,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年龄已近中年。相比之下,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刘晓波也在此时进大学,实在是太幸运。赢取学士、硕士及博士学历,刘晓波也一路顺畅。他撰文下笔千言、挥洒自如,有思想深度,也别有新意,令一些读者产生惊为天人的好感与震撼。不过,在学术人眼中,刘晓波只是聪慧过人,学问上仍稍嫌稚嫩,虽是块好玉,但有待“打磨”。比如,刘晓波挑战“美学大师”李泽厚,发表长达十三万字的论文《选择的批判》,其中许多引文用黑体标示,重点论述打上黑点,却通篇不见论据的出处与注释,分明与学术规范、严谨的论文标准仍有距离。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刘晓波持绝对否定的态度,曾被指为“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他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中国从古代至当下长达几千年的文学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他甚至连“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全面继承”的观点都不容忍,认为只有在彻底的反传统中,精华才能保留下来,而不被糟粕所同化。妥协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文革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提文革倒也罢,时至八十年代,刘晓波唱出这番高调,不就是在重拾“彻底砸烂传统”、甚至“贪官好过清官”的文革口号吗?

不过,刘晓波坚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受弥漫八十年代学界偏激氛围的影响,也是刘晓波长期受到读书界一些人热捧与仰慕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刘晓波才三十四岁,就已是名满天下的才俊,多次出访欧美或出席学术会议,而此时拼搏学位的同龄人还在挑灯苦读,他也难免流露些许骄傲与自恋。可是,谁也没想到,像刘晓波这样一个鄙视祖宗文化、“崇洋媚外”的右翼愤青,内心却是一个狂热甚至急躁的爱国者。八九年,正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刘晓波听说北京爆发学运,当即回到祖国首都,来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的抗议人群中。才气逼人而内心分裂的“文学骄子”刘晓波,什么样的遭遇在等待他呢?命运还将一如既往地眷顾他吗?

在原本就抵触街头政治的知识人和民众看来,刘晓波等“四君子”早已不是青年学生,况且迟至六月二日才现身广场、发表什么“绝食宣言”,大有投机、出风头之嫌。幸亏卡玛‧韩丁留下三小时纪录片《天安门》,人们看到正是在刘晓波等人的劝导下,一些狂热学生砸毁了落到他们手中的枪枝,从而消除了“武装暴动”的口实。刘晓波无保留地支持和同情学运自是不用说,同时也忧心忡忡发现学运自身的致命错误,即可怕的偏狭与激进,尤其在当局不惜动用武力中止学潮之际。何如向学生进言、劝导他们撤离广场回归校园?刘晓波向“四君子”同伴表示,“如果我们不进入广场、不面对学生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刘晓波对坚守广场的学生则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

果然,六四之夜不是学生,而是刘晓波等人出面,跟戒严指挥部联络,其实是“示弱”地说服军方,同意让受困的数千名示威学生安全撤出包围圈。六四亲历者、文化学者刘苏里回忆,“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晓波的和平主义行动”。刘晓波“四君子”现身广场的真正动机到这时才显现出来:宁可引来天大骂名与误解,也要向绝望的学运注入理性、冷静的元素。可以说,刘晓波中断海外访问,投身天安门广场学运,仿佛就是为六四之夜而作准备。

关于八九天安门事件的起因,邓小平有精准论述,称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小气候所决定,该事件早晚要发生和来到。换言之,学潮是无法回避的“天注定”事变。所有为减少灾害损失而竭尽全力的挽救行动,都值得肯定与嘉勉。评价刘晓波介入学运且修成正果的行动,尤其是他六四之夜的力挽狂澜之举,岂可使用双重标准?刘晓波令天安门广场避免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这是他的功绩,而不是罪状;是他的光荣,而不是耻辱。但刘晓波却被戴上“动乱黑手”的帽子,被送进监狱,迎来惨不可言的万劫不复。这公平吗?

从八九年到零八年,中国新一代人对曾经的“学界精英”、“理论新秀”和“文坛黑马”刘晓波,完全没有印象。曾是作家、学者、撰稿人和教师的他,出狱后又被劳教过三年,失去一切工作机会,只能靠给国外媒体写稿维生。对于自己的祖国,刘晓波不可能没有悲伤与怨恨,但他出狱后几次出国开会,每次都如期返国。海外华人认为他最有机会和资格留下,并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但刘晓波始终没有跨出这一步。他依恋祖国,初心不忘。他作为爱国者,始终如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刘晓波在家中遭警方逮捕。十二月十日,网上公布《零八宪章》。这两件事大有关联。严格说,刘晓波并不是《零八宪章》主要起草者,而他在事件中之所以显得“恶劣”,是因为极力号召和动员他人署名。刘晓波向当局承认对《零八宪章》负有全责,大有“下地狱,舍我其谁”的气慨,沉睡身上多年“六四黑手”的细胞再次觉醒。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令人鼻酸、感叹的是,刘晓波于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离世,而他的刑期还没有结束,他留下的是一具“戴罪之身”!

从内容上看,《零八宪章》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和肃然起敬。《零八宪章》可视为文革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姐妹篇。《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小凯在全国武斗的形势下,提倡巴黎公社式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因为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赞赏巴黎公社精神。而《零八宪章》则为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提供具体意见,多为操作性及方法论之议,充满了善意与诚意。《零八宪章》与《中国向何处去?》都在为中国呼唤一个清廉好政府,这是两者的最大共同点,但也一致招来当政者的猜忌与愤怒,原因不难想见。

按说,《零八宪章》提及人权保障、言论自由、联邦共和及转型正义等,类似内容在其他异见者文章中比比皆是。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为何如此“招恨”呢?就因为那个“宪”字容易使人联想到英国的《大宪章》与捷克的《七七宪章》。这篇不过五千字的文章竟冠有“宪章”之名,岂止是哗众取宠?套用阶级斗争年代的话语,这可是“反革命闹事的信号弹”。但话再说回来,那个“宪”字究竟有什么可怕?宪法,按通行说法,是高悬党纪国法之上“根本大法”。对正常国家而言,宪法就像人伦之于人类社会那样重要。

今天,民众普遍怀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及习仲勋等中共改革派,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当年顶著莫大压力,令“八二宪法”出台,其主要内容包括:将中国的国家性质由“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五四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并列为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改由全国人大选举;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规定国家、全国人大、国务院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新增“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承认国营、集体、个体三种经济都不可缺少,申明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等。毫不夸张地说,“八二宪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丰碑,堪比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会”。如果说“八二宪法”光芒耀眼,光源不就是那个“宪”字吗?

在《零八宪章》事件及刘晓波判刑之后,当局开始了“反西化”部署。人们注意到,所谓“五不搞”的宣示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而“七不讲”之说,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和司法独立不要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年部署“五不搞”和“七不讲”,结果是什么呢?是中国知识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队伍更加壮大,社会上冷酷的拜金风气进一步盛行,权贵利益集团的贪腐与专横格外猖獗,其间最为恶名昭彰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据正直勇敢的律师、受害人李庄在香港书展透露,贪官薄熙来、酷吏王立军没收的千亿钱款绝大部分不知所终,上交国库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薄、王二人何以忘乎所以、胆大妄为?底气就是“五不搞”和“七不讲”。而面对至高无上、必须敬畏的那个“宪”字,他们视若草芥。

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身陷囹圄,其光辉人格则由此得到升华。“光辉”二字绝非廉价的颂词,而是对刘晓波法庭自辩《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作出的评价。“没有敌人”一说令许多曾支持刘晓波的异见者大为愤怒,认为他贪生怕死,屈膝投降,摇尾乞怜。而刘晓波明明白白宣称过,“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其实,刘晓波已经指控了将他推上被告席的“加害者”,但它不是政权,而是政权的“敌人意识”。该意识就是文革前我们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这种思维已被执政者否定了、放弃了。不过,“敌人意识”既然可以被放弃,当然也可以被重拾。

“敌人意识”断送民主自由

刘晓波指出,宣扬仇恨的“敌人意识”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会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会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刘晓波称,他目前失去自由的境遇就是拜“敌人意识”所赐,它还祸害国家,使它犯下了天安门事件这样的严重错误。“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刘晓波更宣布,“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员警,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刘晓波开始在法庭上宣讲普世价值“课程”:尽管我身陷囹圄,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

透析刘晓波“没有敌人”之说,我们更可发现,这不是他演说中的急智闪现或心血来潮,而是他精神成长和心灵探索的重大成果。原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前,对发生在上海的杨佳受辱杀警事件有过深切思考。他反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驭民术,也反对“不杀恶吏不足以快人心”的泄愤民意。他认为,从客观效果上讲,如果杨佳袭警让民间相信暴力,产生对一场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结果就是更多暴力反抗的发生。而政权的应对只能是不断强化政治恐怖,不断加强镇压的力度,只能进一步弱化本来就弱小的民间维权力量,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只能从“坏”走向“更坏”。切记,从人治到法治是漫长过程。

刘晓波已离开人世,离开了他挚爱的祖国大地。许多人都在遐想刘晓波的一九八九年,如果重来一遍,能否改变自身命运的“滑铁卢之年”?想想只是一念之差,却也是泥云之别!刘晓波明明已站上了成功者的巅峰,这种人生佳境他人可能倾尽一生心血也难以企及。何况刘晓波大可滞留海外,十拿九稳取得美国绿卡,但就在那一刻,他心急火燎地放弃了这一切优势,匆匆走上了归国之途。刘晓波此举,后来被好些人喻为“飞蛾扑火”,或“人扶著不走,鬼牵著飞跑”。但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抉择。这样的归宿似曾相识,这不就是许多中共先烈早年抱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信念与选择吗?这也是一九五五年生、新中国学人刘晓波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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