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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怀旧的密码

香港作家王朴老师在脸书上的短文《红歌》里写道:

“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哼唱一首歌,第一时间冒上心头的都是一首红歌。而那红歌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却正是当时我深恶痛绝的。天地良心,我从来憎恶这些鼓吹暴力的宣传,当年别说参加红卫兵了,看见批斗会和游行集会我都能躲多远躲多远。可是没办法,我自小就在红旗红歌红海洋的环境下长大”。

我素来喜欢王老师的文字,于是在下面跟帖:日本有些耄耋之年的老大爷,一唱起军歌,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并非妄想“老骥伏枥,志在战争”,经历二战伤痛与战后七十多年的绝对和平主义教育的日本人,大概鲜有人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九十年代初我负笈东瀛之时,“稀为贵”的留学生还被当做大熊猫,找房子,介绍打工,办理各种手续等都受到民间中日友好团体的热情关照。节假日被轮流接到大爷大妈家白吃白喝白拿,短暂回国还有他们准备的伴手礼甚至精致封信装的“送别”金。真是舒经活络,气血畅通。不像现在,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已经急剧恶化。

一次一位前辈赴美读博,中日友好协会举办饺子宴,欢送与联谊。


饺子宴 (示意图/Matthieu Joannon/Unsplash)

酒酣耳热,我们这帮高歌“送战友,踏征途,革命生涯常分手”,神龟虽寿的我孙子(人名)会长一番祝词之后清爽一下喉咙,突然唱起了《战友》、《同期之樱》,最后几位老人勾肩搭背,惺惺相惜,唱得那个老泪纵横。

我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从旋律和老人们的神色动作中明白唱的是军歌。好家伙,原来日帝亡我狼子野心不死,于是他们平日的良善此刻在我们眼中变为笑面虎,如此不齿。只是饭后还有日用品的抽奖游戏,大家早就各自相中了奖品,于是只好压住阶级仇,民族恨,不鼓掌不喝彩,埋在碗里,闷头嚼肉。

其实经典军歌《战友》是根据日俄战争时一位侥幸活命归来的出征士兵的战争体验而写的悼亡镇魂歌,由于音情顿挫,哀情伤切,很快传遍全国,广为流传。但歌词一开头就是“这里是远离御国几百里的遥远满洲,赤色夕阳俯照大地,战友的尸体埋在乱岗野石之下”,不但不能鼓舞士气,反而武运国运将阴霾笼罩,因此战争期间欢送出征士兵时禁唱此歌。昭和初期,战争记录文学《肉弹》(旅顺实战记)作者樱井忠温大佐曾用“这里是远离御国几百里”的这句建立一座石碑,但因此歌有厌战情绪,差点被拆掉。战后驻日盟军为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日本,禁唱所有的军歌,当然此歌也被禁。

据一位留学生说大阪京桥一带曾有专门供老兵唱军歌的居酒屋,但不知现状如何?一是老兵日渐离世,即使健在,恐怕也难出门慷慨高歌;二是新冠之祸,饮食娱乐界雪上加霜。总之贪生怕死的吃瓜群众未能亲探“虎穴”。

新干线上京。


新干线 (示意图/Chris Barbalis/Unsplash)

旧友三五聚在池袋的“东方红”餐厅-以文革时期风格为主题的中餐厅。日本到底是自由民主社会,不像马来西亚那样以“宣扬共产主义”为名突袭,粗鲁地撕下墙壁上高挂的毛泽东肖像。服务员一身草绿色无领章军服,手臂上带著“为人民服务”的袖章,菜单制作成毛语录的大开本型。关于文革时代,问年轻的打工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非正宗的湘菜,但异国他乡能吃到几道美味佳肴,一解“舌头上的乡愁”,也是万幸了。

至于文革之痛,随著时间和空间的位移,那种历史的纠葛竟然变成浪漫的想像。席间诸位大快朵颐,高谈阔论当“黑五类狗崽子”时阳光灿烂的日子。店里流淌的是邓丽君情意绵绵的“何日君再来”。我敢说,如果响起“东方红,太阳升”,诸位也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扭忠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以为忤,毫无罪咎感。

尽管我们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远比在中国要长得多,大概一生都很难脱掉烙印在心里的红马甲,革命情愫已经薰神染骨,这也是红色怀旧生意经久不衰的原因。

1953年开始,约有三万名居留中国的日本人以及战俘陆续乘船回国。在“竹幕”重围下关于新中国信息极少的时代,他们自动充当了共产党的传声筒和宣传员,尽管他们作为战败国国民在中国有过种种的不尽人意,经历中国内战的混乱和困苦,不少目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的残酷与悲惨,但是他们回日本后发表的言论中,大部分对中国的幸福生活满意,“赞赏中国政府的政策”。

一位名叫明石胜英的日本人记录了在中国东北生活九年的经历。战败后他作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被关进收容所,后来因是医生,被实用主义的中共留用,“人尽其才”,直到1954年回国。他是极少数撰文直言“土改”中批斗地主的残酷、“三反五反运动”中党滥用权力、模糊反革命概念的。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日本人会看不清真相,会对新中国感恩戴德和加深赎罪意识呢?


毛泽东试图联合日本,对日本战俘“人间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复活“肠胃记忆”。(合成图/取材自维基百科)

苏联红军虐待日本战俘,在被称为“人间地狱”的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被当作战利品的日本俘虏被惩罚苦役,许多人在皮鞭下被冻死、饿死。

1950年,毛泽东向斯大林要求移交近一千名日本俘虏,将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据日本学者高尾荣司研究,这是毛泽东为制衡美国,试图联合日本的一项计谋。 对这批日本战俘的“人间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复活“肠胃记忆”。

作为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俘的古海忠之也是这批被精选后移交到中国的战俘之一。他做梦都没想到如此好运会降落在自己头上,他刻骨铭心的一句中文就是“够不够?” 。“每天有三顿大米饭。管理干部必问我们,‘够不够?’, 若回答‘不够’,那么马上就有足够的大米饭拿来供我们饱吃。我们很高兴,甚至有人因吃得过多而发生问题”。

高尾荣司的书中记载了一位改造日本战俘的中国管理干部的话:“这一千名日本俘虏回到日本介绍中国,比几十万中国人去日本宣传中国更有效。我们中国人到日本宣传中国的共产主义好,不如一个日本人自己说在中国的体验”。

本国人民尚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日本战俘却受到“特供”的高规格优待,食物的饱腹与记忆感是他们终身对新中国怀有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后来连同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战俘回国后成立“中归联”,大部分参与中日邦交友好运动,也有人神话了毛以及毛文革。

对中国右派分子的“饥饿改造”与对日本战俘的“饱腹改造”,某种意义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改造肠胃比改造思想要有效得多,毕竟,先有物质,后有精神。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llan Boym) 曾说,怀旧者不是总是怀疑被迫害的妄想狂,而是怀想狂。另一方面,怀旧者具有惊人的能力,牢记各种感觉、味道、声音、气味,那失去乐园的全部的细微末节,这是那些留在故乡的人们从来注意不到的,饮食和听觉怀旧具有的特殊意义。

同唱军歌一样,我孙子会长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文发音字正腔圆,行气如虹。

生命的密码一旦渗入血液,骈根连枝,伊谁与裁。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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