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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被枪毙的人权先驱“张九龙”就是“张九能”

**杨曦光牢里的思想知音-张九龙**

1968年,还是长沙一中高中生的杨曦光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几篇文章而被康生、江青点名定性。杨曦光被关进长沙左家塘看守所近两年之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后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劳改农场改造,直到1978年刑满释放,由于“杨曦光”名声太大,就业、就学无门,遂决定恢复乳名杨小凯。


左:《中国向何处去?》时代的杨曦光。右: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写真出自杨晖)

2004年,以经济学家享誉盛名的杨小凯病逝,留下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时事评论,以及见证基督的思想历程记录。

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以下,简称《精灵》的,《自序》开头即提到,连贯全书最重要的问题是:

“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相当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种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

杨曦光(杨小凯)在九号牢房里遇到的思想启蒙者中,除了当做父兄一般敬慕的刘凤翔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张九龙”。

因为翻译《精灵》日文版的缘故,我认识了杨笔下“大智甚至睿智”的先知先觉者-张九龙。

**“反动学生”陈秉祺的同学-张九能**

2015年3月,我同好友美美从印度回日本时途径在香港,停留了数日。那时香港公民抗命的“雨伞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小部分人在金钟海滨的立法会大楼附近搭起黄色帐篷在持续抗议运动,那里还设有简易的“公共图书馆”,大约有上百册关于民主自由与普选意义以及关于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当事人回忆录等书籍,供抗争者与游客阅读,

在这里,我看到了陈秉祺先生的《毕业之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是武宜三先生的出版社出版的。武先生几十年坚持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发声,他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收我父亲的记录。

武先生送给我陈先生这本书。

陈先生1937年生人,比杨曦光(杨小凯)和张九龙年长几岁,为甘肃省定西农村子弟。195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大学期间由于“大跃进”造成极度贫困,休学一年,本来应该在1963年毕业,而且已经发了毕业证书,但是被人翻出他1961年“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也就是两年前放寒假回老家时他耳闻目睹的饿死人的事情说给了三五要好的同学听,就是这几个平时“比较接近,说得来”的同学告了他的密。

毕业证书被收回,“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学籍,送到农场劳动考察两年处分”。

谁知,两年劳教变成遥遥“无期徒刑”。陈秉祺“心中不服,思想不通,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酝酿成立‘X小组’”,1969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罪名是“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上大学开始即从事反革命集团活动,妄图叛国投敌,并于1968年畏罪潜逃,企图负隅顽抗,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书P279)吃的苦,遭的罪,非亲身经历,和平社会的“小白兔”难以想像。

直到1979年平反出狱,恢复学籍,并回校任教至退休。


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陈秉祺。(翻拍于《毕业之后》/作者提供)

在陈先生这本朴实的自传中,记录了湖南长沙人权先驱者“张九能”的细节。

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根据陈先生的《毕业之后》为材料,曾写过《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在网上广为流传。

那么,“张九龙”是否就是“张九能”呢?长沙话“long”与“neng”发音混淆一同。

傅国涌认为陈与张是西北工大的同学,应该不会有错。但是杨的家人与其他研究者认为杨与张在“九号牢房一起度过了几百个小时”(杨书P60),凭他惊人的记忆力,记录不应有误。而且1970年张九龙被枪毙之前,曾被五花大绑游行示众,长沙街头大街小巷,电信杆子,到处贴满杀人《公告》,“反革命集团首犯张九龙”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通红醒目的大叉,至今有人记得。

我四处打听四个月后,武先生终于联系上了陈先生。原来陈先生由于搬家,手机号码改变,一直“失联”。

陈先生的女儿帮忙联系到了张九能家的后人,确认“张九龙”就是“张九能”。

根据杨与陈的回忆与记录,大致可以勾画出“张九能”这个人物形象。

**梦想“争取人权同盟”而被枪毙的张九能**

张九能的父辈1949年之前在长沙开过颇具规模的汽车修理车间,由于1956年“公私合营”政策,他家的作坊成了国家的财产,而且“资产阶级”这个标签的家庭成分给后辈升学和前途带来阴影。

1957年,聪颖过人的少年张九能不到十六岁就考上了西安航空学院,同年这所大学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立为西北工业大学。但“反右”之后,由于他的出身不适合涉及军事秘密,校方要他转学到普通大学,张九能第一次休学回长沙。

1963年,陈秉祺在学校遭到斗气十足,同仇敌忾“似乎要当场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师生们大批斗。

张九能此时回到西工大。那个时代,同学和朋友都迅速站队划清界限,一切都“上纲上线”,尽量抹黑和践踏他人。若不告密卖友,不喝人血已经是天大的良心了,张九能不但不避嫌他的“反动身份”,反而批斗会后还约陈秉祺外出吃夜宵。背著“黑锅”孤苦无望的陈秉祺感到“人世间,仍存在有良知的人,获得极大的安慰”。

张九能告诉陈秉祺**,**“不允许人说实话,不允许人有自由思考与判断的权利,不允许被批斗者有申辩的权利─这些,都是严重侵犯人权,只有在远古的奴隶社会才会发生这种野蛮行为”(陈书P34)。

陈秉祺从张九能口中第一次听说到“人权”这两个字。

距离1964年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张九能自动放弃了毕业机会回到长沙,与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学工程技术的大学生一起,自己承接各种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算是半合法地糊口。

1964年夏,张九能给正在农场劳教的陈秉祺邮寄了一件他自己穿的旧短棉大衣和一顶他二哥用过的军用蚊帐,这两样东西帮陈秉祺度过三个寒冬和免遭毒蚊子的叮咬。

“当然,九能给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使得我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幻想。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对他的担忧,怕他随时会出事,以他的性格和对文革的深恶痛绝,我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非理性的事来”。(陈书P118)

1967年“武斗”混乱期,陈秉祺趁“放风”的机会去了一趟长沙。

张九能非常高兴,带这位远道从大西北“戴罪”而来的老同学游览长沙的名胜古迹,一路直抒胸臆,慷慨悲怆。

“共产党初期,强烈地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而今天有过之无不及。甚至两千多年前的事,眼下又重演出。他(毛泽东)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而且是绝对真理;更是封人之口,坑人之身;在阿谀颂赞声中使人变聋变哑,连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都不放过;别看林彪把红本本举得再高,把肉麻的话叫得再响,他的下场可能比刘少奇更糟。”(陈书P122)

张九能批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人物都是“被洗脑的蠢货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他们不但拥护‘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帝治,而且更加拥护神治,在世界的东方,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陈书P122)

张九能告诉陈秉祺,“真想组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组织”,那就是“争取人权同盟”。(陈书P123)而且希望这位思想共鸣、惺惺相惜的老同学在思想上参加,精神上支持。

“中国的第一问题就是人权,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权,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有了人权,才可保护知识精英;才能保护人类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会道德沦丧与人性泯灭;才可使谎言和告密不会成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中国目前有千千万万个各种团体和组织,就唯独缺少保护人权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肩负起一点点国人和时代的责任,组建一个‘争取人权同盟’呢?是争取,仅仅是争取啊”。 (陈书P124)

但此时的陈秉祺枷锁捆绑在身,不敢有任何造次,认为张九能的想法“还远远不是时候,百年或者五十年之后,看能否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看到忧心如焚、孤傲不群老同学如此愤世嫉俗,思考救世良方,“眼神中透露出的那种凶险和不祥的征兆”,令他难以释怀。

张九能坐火车一路送陈秉祺从长沙至岳阳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在“九号牢房”遇到张九能。

从看守所对张极其恶劣的态度,意味著张的重要性。“九号二进宫的人凭本能可以判断张是那种共产党最仇恨的从事地下政治的人”。(杨书P45)

“大智甚至睿智”的张九能与杨曦光不仅棋逢对手,而且成为好朋友。下纸糊的围棋时,张九能的“气场准确,目光长远,自信冷酷,坚定专注”。“他的自信与成熟看似与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不相称”。

张问及杨的《中国向何处去?》,两人越来越相互信任。

杨曦光入狱前与“一些造反派激进学生曾产生过重新组建政党的萌芽,独立思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用类似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想法”,因此,对张九能的“地下团体”很感兴趣,但张九能“连忙将话扯开,眼中闪出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但他承认,反右运动前他的右派同学希望通过议会道路使中国走向民主,但反右运动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实现民主,议会道路走不通,不少人想走格瓦拉的道路。

张九能是一位亲美的政治思考者,而且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台湾问题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存在,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保留了两党两制,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意味著中国的政治演变将与苏联不一样”。(杨书P51)

当时就连杨曦光这样能够看到《参考消息》和共产党内参的高干子弟的消息灵通人士,都对台湾一无所知,也不认为台湾在中国政治中会起什么作用。

张九能对局势的预测也非常冷静,他认为“人民反对当局的革命情绪像性冲动涨落一样有一定的周期,民主国家让这种冲动不断地发泄,所以很少能形成革命的形式。而共产党国家没有让革命情绪发泄的通道。这种情绪就会积累起来,形成革命形势。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后,一九五九以来的人民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情绪有机会发泄出来,而动乱又会使人民向往秩序,因而反而有助于共产党巩固政权”。(杨书P57)

与张九能的思想交流与讨论,使得初出茅庐反骨学生杨曦光认识到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虽然当时“还没想清这种根本区别是什么?”

张九能喜欢读描写俄国社民党地下组织的小说,“对他这种野心极大的人来说,论政是种无效的方式”。

但张九能的“地下组织”,很可能只是他构想中的“争取人权同盟”,即使打出这个牌子,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层出不穷,也不足为奇。

每次提审回来,张九能都告诉杨曦光,“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却一口咬定我参加了什么组织”。

后来杨曦光看了《布告》上对他的罪状之后,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些右派分子定期聚会,议论政治,引起了当局的怀疑,当局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

但是“共产党最恨最怕这种脚踏实地搞组织的人”。(杨书P55)

陈秉祺认为张九能的两篇文章:《目前的局势》与《积极行动起来为筹建人权同盟而努力》,“使他命中注定地走向了不归之路”。也就是说,思想罪本身导致了他的死亡。

1968年,逃出农场两个月的陈秉祺在定西农村老家被捕,军代表竟对他用虱子逼供,这个酷刑令我想起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在友爱部101室秘密警察对温斯顿用老鼠威胁,“这是帝国中国的一种普遍惩罚”,没想到小说的真人戏在这里上演。

此时,陈秉祺的身份由“反动学生”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西安的农场,他两次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报告,我要上厕所!”

而且他还听到有人故意说给他听“那几个湖南人怎么还不把张九能的药费结清?”

当局如此大动干戈,押解张九能被到千里之外的陈的劳改农场,是试图发现张与陈之间“不可告人”的证据,但是事实上,当局并没有为此提审陈秉祺,在以后张九能的判决书上也没有找到与陈的蛛丝马迹。

“张九能,你要千万要保重!要理智!”。

陈秉祺趁上厕所的机会,拼尽力气向张九能的牢房喊道,但是没有任何回声,还差点挨看守的一顿胖揍。

1969年12月12日,张九能被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劳改后因“拒不服罪”,于1970年3月5日被拖出来枪毙。

同一天著名的“出身论”的反对者遇罗克在北京也被枪毙。

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全国杀人权层层下放,竞相比左,碾死虫豸不如的“阶级敌人”,是“识大体”的人民生活的日常。

正在湖南洞庭湖劳改农场挑土的杨曦光从张九能的同案犯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扁担从肩上滑下来,“恐惧、仇恨和悲痛使我直想呕吐。那天后,我多次想像他临死前的形象,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不能摆脱他的面孔”。而且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想不到组织政治组织在中国却有杀头之罪,更可怕的是,所有官方文件中从没有明确地规定这一点。(杨书P60)

也就是当局埋下的这个看不见、摸不著的政治地雷,胸怀人道主义理想的青年张九能被炸得血肉横飞。

在牢里杨曦光问过刘凤翔,像张九能这类地下政治活动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刘凤翔回答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月后,这位使杨曦光“在黑夜里看见光明”的宪政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刘凤祥也被枪毙。

1981年,由于张九能案的几位幸存者同案犯的上诉,张案部分平反,但张本人只能算是“错杀”,即不构死罪,属于应该判有期徒刑。至今,他的家人仍没有看到判决书的原件。

**记忆-对抗恐怖与沉默**

文革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更多的人选择了体面地沉默,选择性地失忆,聪明地识大体,顾大局。世界仿佛在“合理的恐怖”与“有特色的沉默”中传宗接代,欣欣向荣。

在自觉的人民与善变的政权共谋中,文革已经成为“正常呼吸”和“正常血压”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杨曦光(杨小凯)与陈秉祺两位留下的文字,我们大概不知道湖南人“张九能”曾为“人权”两个字掉了脑袋。

人,作为人,一样是无毛直立,一样是杂食群居,一样是四体五官,一样是七情六欲,一样是养老抚幼,一样是生生死死,一样是来来去去,“人权”二字,是人类文明的共性,而反人权,就是反人性,反文明,反人类的。

刑满释放的杨曦光(杨小凯)走出劳改农场的那一天这样写到:

“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们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也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我一定不能让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杨书P409,P411)

我想这也是《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日文版的心愿。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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