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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学角度解释文革暴力犯罪问题

 

乔晞华
 
人为什么会犯罪
 
文革中出现的暴力是犯罪行为。犯罪学研究人为什么会犯罪,目的是为了防止更多的人犯罪。惩罚犯罪的理由最初是为了报复,该观念基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道德平衡的系统,犯罪破坏了平衡,惩罚可以恢愎道德秩序。中国人叫做“以牙还牙”,西方人叫做“以眼还眼”。
 
18世纪的西方进入启蒙时期,人类进入了一个理性和崇尚逻辑的时代。哲学上的发展使早期的犯罪学家提出了比较理性的观念。古典犯罪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罪犯是通过理性的思维选择犯罪的。贝卡里亚提出罚为防的观念。惩罚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为了防止今后的犯罪,不是为了报复,所以惩罚必须迅速、确定和严厉并且与所犯的罪行相当。
 
社会学家认为,无论个人的个性、生理或心理有什么不同,总会有一些外部的原因导致人犯罪。个人的行为方式因人、因时、因地等众多的原因会有很大的变化,很难事先预测,但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却是相对稳定的,是可以预测的。以谋杀为例。杀人犯何时、何地、因何原因、杀何人很难预料。一般情况下,杀人犯不太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很多杀人犯做一次案后就被抓获,不再有犯罪的机会。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谋杀率却是相对稳定的。犯罪问题有一个超越个人因素的原因在起作用。另以南外王金事件为例。南外的31位红卫兵不可能在1965年以前或1977年以后无故打死王金。而在1966年9月,换上其他31位红卫兵,王金却有可能同样被打死。因此,王金事件和其他“红八月”死人事件的原因超越了个人,社会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压力理论”提出,人都有发财成为富人的梦想,但是社会的资源和机会有限,不可能满足大家的愿望。成功与合法手段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该理论摈弃了“邪恶导致邪恶”的模式,认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与最凶狠的罪犯同出一个来源,都是社会造成的。“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社会解组与犯罪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解组指的是社会规范与制度对个人的约束力处于瓦解削弱的状态。这种情况会产生大量的犯罪行为。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社区,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受到挑战,混乱的社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该理论把犯罪的根源归咎于混乱的社会而不是个人。“差别接触理论”认为,一个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决定违法犯罪,因为罪犯把特定的情况看作是一个机会,犯罪与其他行为一样是学来的。“社会控制理论”坚持,人来到世上并不是天生就知道社会的种种规范。如果社会不能及时地进行教育,小孩子长大后会惹事生非。人不犯罪是因为有社会的束缚。当束缚减弱或失效时,人就会犯罪。
 
“标签理论”与传统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世上没有什么事情生来是“对的”或“错的”,犯法和不犯法都是相对的。该理论对社会为什么制定某些法律提出了质疑。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是美国的禁酒令。美国国会1920年定了个法,规定私自喝酒是犯罪行为。可是过了10年,国会又定了个法,告诉大家可以喝酒了。“有罪”和“无罪”就像两张标签,被美国的国会贴上又揭下没个谱。与“标签理论”观点相似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犯罪理论”、“激进犯罪理论”和“批判犯罪理论”。这些理论探索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制定和执行法律?这些法律为谁服务?它们的矛头直指社会的根基,对谁制定了法和为什么制定这些法更感兴趣。文革中“红八月”的暴力得到了当局的默许,“杀人犯罪”的标签被当局悄悄地摘下了。红卫兵无故打死人不受惩罚,助长了暴力的蔓延,使得红卫兵有恃无恐。
 
犯罪学从社会的角度解释犯罪问题,为我们研究文革暴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美国禁酒令时代。
 
斯坦福监狱实验
 
与文革暴力研究有关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该实验显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人会被诱惑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同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不可思议的坏事。善与恶之间的界线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却向人们证明,这条界线其实相当脆弱。
 
文革中施暴者的变化的首要原因是外界环境影响。他们的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是文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环境力量。在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正如津巴多所说,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的社会环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好人会突然变成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通过引导、诱使或者传授的方式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环境时,环境力量会挑战我们的人格、个性和道德观,引导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显示了环境的重要性,社会环境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和心智上的巨大作用力。这一作用足以使我们做出可怕行为。
 
从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在许多事情上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事实上,社会才是真正的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社会的控制。社会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就像气候影响我们穿衣一样。我们可以选择穿红色的内衣或者黑色的外套,但是季节和气候却决定著我们是穿夏装还是冬服。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过,在生活游戏中我们可以决定出什么牌,可是把牌发到我们手中的却是社会。牌手的技艺再高,如果手中是一副烂牌,想战胜对手很难。
 
外界环境与社会制度无关。类似文革暴力的恶行不仅发生在专制国家,也会发生在民主国家。这是因为外界环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权威和资源,使系统能够顺利运作。那么谁要为系统负责呢?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发生的一切恶行应该由实验的领导者津巴多教授负责。是他使狱卒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虐待囚犯。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可能复杂一些,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团的责任。
 
美国军队虐俘和警察虐囚事件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揭露驻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事件。美军宪兵勒令伊拉克战俘站在箱子上,战俘被蒙上头,手上连著电线。宪兵威胁说,如果战俘从箱子上倒下,就会被电死。战俘还被迫进行人体堆叠,组成金字塔。2015年4月12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黑人青年佛莱迪‧葛瑞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被警察拘捕。在运送过程中,警察没有给他系上安全带,用手铐将他的手和腿锁在一起,并多次拒绝给他提供医疗护理。葛瑞的脊椎受到严重损伤,于一周后死亡。葛瑞的死引发了该市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最后成为大暴乱。
 
虐俘事件暴露后,美国军方高层立即定调说,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海外美军是模范生,犯下虐俘的败类不到百分之一。参与虐行的人只不过是少数流氓军人。巴尔的摩的警察暴力事件被媒体揭露后,六位警察立即受到起诉。事件看起来只是个别人所为,但是津巴多教授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发生虐俘事件倒楣的只是低阶的宪兵,而创造出政策的高官们、提供意识型态并批准虐行发生的上层人物却能全身而退。美国警察的过度暴力臭名昭著。这些都与系统有关,军队和警察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力,滥用权力成为这些系统的传统。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是整个系统本身出了问题,处于系统内的个人应该负责任吗?如果在一个历来没有人权的文化,在一个充斥著暴力的文化,在一个以向当权阶级献媚为荣的文化中,把暴力的责任归咎于个人是否合理?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里,年青人是否要对被强行灌输价值观所作出的恶行负责?如果群体行为是环境的产物,个人是否要为没有对抗环境而负责?
 
斯坦福监狱实验还说明,我们以为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的压力,并以理性的方式评判和抗拒环境的诱惑。我们以为在善恶之间有一道坚实的围墙,“我们”是在善的一边,而“别人”在恶的一边。我们都会置身事外地想像自己的可能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像的行为表现与实际能做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环境能够影响别人,同样也会影响我们。上面的结论并非为邪恶开脱,而是让我们意识到邪恶不是暴君和恶棍的专利,邪恶不仅仅属于“他们”,而且还属于“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人都不能免于受到环境的影响,才有可能承认我们在环境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综上所述,好人变恶的原因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善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津巴多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服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是社会环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人的堕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可能,为恶和为善的冲动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许多研究残酷暴行的学者认为我们人类身上仍存在著暴力的种子,这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本性的伤害别人的倾向。人们做出恶行需要的只是当局的默许。
 
换言之,我们每个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文革的大环境使中国人的另一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全都变成了魔鬼。文革中施害者的表现固然可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无论谁处在他们的位子,表现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史坦福监狱实验。
 
(《“跨界人才”项俊波这次跨进去了》连载完,《中国密报》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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