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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中国人在文革中出现大规模暴力行为?

 

乔晞华
 
缉拿凶手
 
1966年12月30日,市政府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决定缉拿凶手。参与殴打的“思想兵”共有31人。其中1人是高一的学生,初三的有9人,初二的有13人,初一的有8人,与笔者同班的有4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13岁,最大的是18岁,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凶手中有6名女生。2人是工人子弟,4位学生家庭出身不明,其馀的25人都是干部子弟或军队干部子弟。除了南外的红卫兵外,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王金死后这些红卫兵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市委决定逮捕三个人:第1号、第2号和第3号红卫兵。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少将副部长,是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逮捕凶手的公审会上,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公开表态,表示儿子犯了法应该受到惩罚,支持有关部门的决定,决不包庇纵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诚恳态度对平息民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1号红卫兵的父亲在单位口碑相当不错,是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和长者。
 
平心而论,第1号和第2号红卫兵为人挺好,在南外师生中口碑甚佳。尤其是第1号红卫兵,虽然其父身居高官,从不盛气凌人,平时尊重老师,与同学相处和睦,学习成绩也很好,在同学中颇有威信。第1号红卫兵被捕后,他的老师不顾自己还在受审查的处境,不止一次地呼吁要求释放第1号红卫兵。
 
五个月后,“九二八调查团”完成了对王金之死的调查,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这是一份详细的报告,共有50页,包括王金被打死的经过,王金的个人简历,参与打死王金的学生名单,法医鉴定和刑事摄影,市委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和省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报告,玄建联社三队造反派的批判文章,南外部分学生的批判文章,南京市委和玄武区委工作人员于顺良、张国义、徐俊良和孙勋的揭发批判,国营某厂工人的批判省市委的大字报,南京市委对处理王金事件的检讨,以及王金事件大事记。
 
“九二八调查团”于1967年2月6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关于王金事件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省市委负责人(如省委书记彭冲、市委书记王楚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忠等)被揪斗。副市长王昭铨代表市委作了检讨。
 
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大回欢送下放人员。
 
王金事件的最终结局
 
第1号、第2号和第3号红卫兵被拘留了近2年,于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把他们从监狱里领回南外。他们三人下了乡。后来第1号红卫兵通过父亲的关系参了军,在南京军区的装甲兵部队服役。由于监禁精神遭受打击,第1号红卫兵得了忧郁症,变得沉默寡言、行动迟缓,无法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他后来进入大学学医,毕业后在南京一家医院检验科任技师直至退休。第2号红卫兵后来去了江苏的镇江,退休以后曾在南京开过一家餐馆。第3号红卫兵被释放后也参了军,成了一名工兵。他酷爱唱歌,在服役期间参加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演出。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他参与了舞台爆炸火药的制作。不幸的是,火药发生意外爆炸。他的双眼被炸瞎,双手只剩下三根指头,成了特等残废军人,住进了荣誉军人院。参与打死王金的其他人多数参了军,退出现役后均获得稳定的工作,有不少人仕途发展顺利。他们中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或专业人士,有的成了国家机关、事业或企业单位的干部,也有的下海经商成为商人。
 
相对于打人凶手,“九二八调查团”的成员远没有那么幸运。最悲惨的是查全华。查曾是南京第24中学的学生,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1963年初,查全华和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出版了一份地下刊物。查全华报考军大护士班政审不合格未能遂愿后,弃高考报名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时,查全华被连队领导相中,成为连队文书。但因曾办过地下刊物,他被提前退伍,沦为内控人员。王金事件发生后,查全华发起成立了“九二八调查团”。他两次赴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提审被收押的第1号红卫兵。后来,查全华因言获罪,于1969年12月15日被南京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与查全华素不相识却为之鸣不平的下乡知识青年陈卓然不久也被处决。虽然10多年后两人最终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经被冤杀不能死而复生。
 
“九二八调查团”中玄建联社的工人成员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均遭受厄运、倍受迫害。有的人从此心灰意冷再也不介入群众运动。有的人仍不甘心,在后来的几次民主运动中有所表现,但是终不能成气候。由于企业改制,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在贫困中度日。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谢世。
 
文革中“九二八调查团”与当局的抗争是一次不对称的博弈,是一次先胜后负的博弈。虽然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成千上千万死人事件中,王金之死平平无奇,然而使王金事件可圈可点的是王金死后发生的事情。王金之死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导致三名红卫兵被抓,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九二八调查团”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弄清楚王金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红卫兵暴力起到了阻遏作用,使许多无故百姓得以逃脱厄运。
 
查全华
 
暴力的根源
 
王金事件是典型的老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与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事件极为相似。本文揭露的真相对于研究其他老红卫兵暴力事件不无参考价值。个人或组织诉诸暴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权力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文革中老红卫兵打人、对“黑五类”、“黑七类”政治贱民的暴力、最后发展成为武斗的造反派之间的派别斗争无一不是为了争夺或保持权力,保护自身的利益。文革暴力可以分为单向施暴和双向暴力,垂直暴力和平行暴力,非建制性群体暴力和建制性群体暴力。
 
对文革暴力研究较多的是暴力根源。文革暴力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儒家的“天命观”是原因之一,无论谁夺得皇位都可以获得儒家“天命观”的认可。从陈胜、吴广到孙中山、毛泽东都是使用暴力进行反抗的。部落家族间的械斗,民族之间的血腥冲突,党的历次运动中的残酷斗争(如延安整风,四清)都是文革暴力的前奏。充斥著暴力的中国古典文学(如《西游记》)对文革也不无影响。
 
仇恨是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狼奶”教育使得文革中的红卫兵在打、杀阶级敌人时毫不手软也没有罪恶感。文革的暴力还源于人性和母爱的缺失。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被当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母爱、温情、怜悯被视为革命意志的腐蚀剂。人与人之间关系以阶级划线,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不知妥协的斗争哲学更加助长了暴力。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突出特征是偏激、好斗。提倡斗争、批判、分裂,反对调和、妥协,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造反派把权力看成是最终的目的,无休止地追求权力,结果两败俱伤而自毁。文革暴力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支持、默许、纵容。“红八月”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市民进行抄家和杀戮不但没有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暗助。
 
除了以上宏观原因以外,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也不可忽略。年青人较之年纪大的人来说更易于介入暴力。以上研究虽然部份地解释了文革暴力现象,却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文革中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南外王金事件个案分析》连载3,《内幕》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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