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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澳籍专家亲述武汉新冠病毒起源调查

写这篇文章时,我从中国武汉回国,正在悉尼接受酒店隔离。在武汉,我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新冠病毒的学名)起源进行国际性调查的澳大利亚代表。

有关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任务的政治性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所以,人们很容易就忘了开展这些调查的真实存在的人。

2019年12月8日,我们与一名男子见了面,他是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后来康复。这次会面也是调查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医生的丈夫,此医生死于新冠疾病,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也见到了武汉一些医院的医生,他们曾治疗过早期出现的新冠病例,了解自己和同事的遭遇。

我们目睹了新冠疾病对众多个人和社区的影响,疫情刚刚爆发不久,这些个人与社区就被病毒感染了。当时,我们对新冠病毒、病毒的传播方式、新冠疾病的治疗手段以及其影响都知之甚少。

世卫专家小组在中国的四周时间内,我们与中国同行——科学家、流行病学家、医生进行了交流。

每天,我们与他们会谈的时间长达15个小时,所以我们成为了同事,甚至是朋友。

这种情况让我们建立了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不一定能通过Zoom或电子邮件实现。

2019年12月,这种现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的病毒在武汉现身,这是自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爆发。

我们的调查结论是,新冠病毒很可能源于动物。病毒很可能是通过一种不明中间宿主,在某个未知的地点,通过蝙蝠传染给人类。

这种 “人畜共患 ”的疾病以前也曾引发过传染病大流行,但我们仍在努力确认导致本次大流行的确切传播链事件。

研究人员对湖北境内的蝙蝠和中国各地的野生动物都进行采样,但至今没有发现动物体内存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我们走访了现已关闭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疫情初期,人们指责该市场是病毒的源头,一些摊位出售“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产品。

那些都是为了食用而饲养的动物,比如竹鼠、狸猫、鼬獾。也有证据表明,一些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可能容易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然而,市场关闭后,对抽检的动物产品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检测的结果均未呈阳性。

我们同时了解到,首批出现的l74例病例中,并非所有染病者都去过那个市场。发病日期最早的那名男子在2019年12月确诊,他也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然而,我们走访已经停业的市场时,很容易就发现了传染病扩散的方式。市场没停业时,日客流量大约有一万人,大家摩肩接踵,市场的通风和下水条件都很差。

还有调查期间出现的基因证据,证明那里有聚集性传播。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几个病例的病毒序列相同,说明存在聚集性传播。

然而,其他一些病毒序列则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意味着有其他未知或未取样的传播链。

根据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序列最近的共同祖先进行建模研究后的总结,估计疫情大流行的开始时间为20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

也有一些论文认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播的时间早于武汉出现首例病例的时间,不过这些说法都需要进行确认。

终究,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更像是一起放大的事件,而未必是真正的病毒起源地。所以,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病毒的起源。

“冷链”假说是病毒可能起源于其它地方的想法,通过农业、捕捉、加工、运输、冷藏或冷冻食物。

那是冰淇淋、鱼、野生动物肉吗?我们不知道。这些引发了病毒本身的起源还未经证实。

但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它的传播?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的几种“冷链”产品没有进行病毒检测。市场环境采样显示病毒表面污染。

这可能表明SARS-CoV-2是通过感染者或被污染的动物产品和“冷链”产品传播的。

“冷链”产品和病毒低温存活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我们看到的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可能性是:病毒是从实验室跑出来的。我们得出结论,这是极不可能的。

我们参观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机构,看起来运行良好,并适当考虑到工作人员的健康。

我们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交流过。我们听说他们的血液样本是例行采集和储存的,而且被送去检测是否有被感染的迹象。没有发现冠状病毒抗体的证据。我们看了他们的生物安全审计。没有证据。

我们观察了他们正在研究的最接近SARS-CoV-2的病毒——RaTG13病毒——它是在中国南方的洞穴中发现的,七年前一些矿工在那里死亡。

但是科学家们拥有的只是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他们没能培养出细胞。虽然病毒确实会从实验室传出,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在武汉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当我用“我们”来形容时,是因为这个任务是世卫组织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Chinese health commission)之间的一次联合行动。总共有17名中国专家和10名国际专家,外加七名其他专家和来自各机构的支助人员。

我们研究了临床流行病学(新冠病毒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的)、分子流行病学(病毒的基因组成及其传播)以及动物和环境的作用。

仅临床流行病学小组就查看了中国200多个机构的7.6万起类似新冠肺炎的病例记录,如流感样疾病、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在第一个案例之前,他们没有发现2019年下半年新冠肺炎在武汉大量流通的明确证据。

我们的中国之行只是第一阶段。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公布我们的官方报告。调查人员还将寻找更久远的数据,以调查病毒在欧洲传播的证据,例如,2019年初。

调查人员将继续测试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和其它动物是否有病毒迹象。我们将继续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以改进我们对下一次大流行的调查。

不管病毒的来源如何,患有这种疾病的个人都处于流行病学数据点、序列和数字的开始。

长期的身体和心理影响——悲剧和焦虑——将会在武汉和其它地方持续几十年。

**多米尼克·德怀尔(Dominic Dwyer)是新州卫生部门病理学、韦斯特米德医院和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病理学主任。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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