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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今非昔比!揭开香港皇家警察政治部神秘面纱

近日香港局势日趋严峻,香港警察于一月六日对于香港不同派系的反对派人士进行大搜捕,戴耀廷、朱凯廸、杨岳桥、梁国雄等知名反对派人士共有五十三人被捕,引发香港内外哗然并招致国际舆论严厉谴责。美国财政部也在一月十六日针对多名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及两名助理处长简启恩、江学礼。而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作为中国迫害异议人士的打手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也让人想到在英治时代的同性质组织“政治部”。

本文将简述英治时期的香港皇家警务处政治部从成立至主权移交这段期间的发展过程,并论及政治部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势力、国府、国际情报圈的夹缝周旋其中。

**香港皇家警务处政治部的成立**

香港皇家警务处政治部成立于1934年,是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支持下所成立,并得到军情六处(英国秘密情报局)协助,之所以由军情五处负责成立政治部,是基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达成的协定“大英帝国之内的情报安全事务由军情五处管辖,至于军情六处则负责帝国之外的情报安全事务”。也决定军情五处主导政治部的基调。

香港政治部英属香港旗。图/维基百科

当初成立政治部,不仅是因应1922年海员大罢工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和1930年代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也在于当时香港作为英国在东亚的情报中心的保防需要。

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迄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段期间,日本以及其盟友义大利积极在香港进行间谍活动,但是英国方面因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威胁难以分身应付日本,因此指示港英政府“不要给日本借口挑战英国”,因此政治部只能对于轴心国在港间谍活动采取“监视但不干预”,甚少采取行动,如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因为从事情报活动遭到驱逐是罕见的特例,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这种回避武力跟外交冲突的方针在二战之后也延续到冷战时期的对中态度。

**处于情报战台风眼的政治部**

在经历1941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以及重光之后,英国重新恢复对香港的统治,但是香港又重新卷入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英国于1946年重建警务处政治部针对国共双方在香港的活动进行密切的监视和情搜,随著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的胜利和大批难民逃往香港,香港的局势也陷入相当严峻的局面。不过,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即决定对于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作为中国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为其战略利益服务;与之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也提出“白蚂蚁政策”,照中共资深党员接受香港有线新闻《前途解密30后》访问时的说法,就是对香港进行全方位的渗透:

“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

而作为“白蚂蚁政策”的执行者则落在作为中方驻港官方机构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日后中联办的前身)以及藏身其中的“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

香港警察有线新闻《前途解密30后》截图画面

香港在面临中国的高度渗透的同时,也面对国府派遣情报人员到香港进行情报搜集、并以香港为跳板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以及韩战爆发后美国加强在港情搜等挑战,使香港在亚洲冷战处于夹心的两难处境,对于政治部而言要如何有效的稳住各方势力并吓阻其挑战港英政府权威,是需要细腻而高难度的智慧和手腕。

在当时的情报世界而言,与其说香港是亚洲的西柏林,倒不如说是更像奥地利,港英政府跟奥地利政府一样是属于西方阵营的外围,但是在面对邻近的共产主义强邻则采取中立政策,避免刺激强邻,而东西方则是把香港和奥地利视为向彼此进行情报活动的跳板,香港的情况就是处于如此微妙而关键的位置。

**政治部的内部运作**

政治部作为港英政府安全力量的耳目,是纳入港英政府的本地情报委员会之中,该委员会由港督担任主席,固定成员有港英政府高层、警方和英国驻军指挥官、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驻的情报联络官。并逐层向英国远东的地区情报委员会及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负责。

政治部分成行政、行动和支援三大部门,在经历五六年右派暴动、六七暴动的冲击之后,人手和经费都得到大幅的增加,从1960年代初期的两百馀人扩张至1980年代的一千二百人(倘若加上行政人员、文职辅助人员可达到二千五百人)。在人员招募上,欧籍警员来自英国本土及英联邦成员国家,而华籍人员都自香港警队调派,由英国军情五处及英国驻军培训相关人员。

政治部虽然以华籍警员占多数,可是晋升、福利等方面都被指责偏袒欧籍警员,并且核心权力都掌握在英国派出的欧籍高层干部。尽管港英方面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不时透过种种方式安抚、拢络华籍警员,但是华籍警员还是隐藏著不平的情绪,在政治部内部人士以化名罗亚写成的《政治部回忆录》一书当中是可以感受到这股不平的情绪跟不满。

政治部以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也就是外界所称的“白屋”、摩星岭集中营)做为关押嫌疑犯的据点,尽管1950年代以来英国国协关系部(过往的殖民地部)已经不断通令英国海外领地治安单位不得再刑求嫌疑犯,但是政治部仍然有对嫌疑犯进行殴打、精神压迫等刑求的情况。

香港警察政治部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图/维基百科

在国际情报圈的联系上,政治部得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驻港情报联络官的充分支持之外,由于香港作为东亚重要的枢纽和情报交换场所,也使得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德国及澳洲等国派遣正式情报官或兼任情搜任务的警察联络官进驻香港,使政治部在国际情报圈上得到更多联系西方世界情报圈的机会。

**和中国的“斗而不破”**

在1950年代初期的港英政府面对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港督葛量洪(SirAlexanderGrantham)任内即决定“实用主义和不挑衅的坚定态度,而不是冷战时期的教条”的政策方针,因此对中国的渗透活动虽然严加提防,但是甚少公开高调反制,如担任香港警察副校长的高阶华籍警官曾昭科于1961年被揭发为中国间谍遭到逮捕并驱逐到中国境内是少见的案例。即使是1970年代国际情报圈传出英国情报部门在香港的监听站遭到中国间谍安装窃听器的重大事件,港英方面跟伦敦仍低调以对。

一般而言,政治部虽然对于中方在港机构、外围团体积极布建并严密监视,并经常访谈往返港中两地的人士了解中国情势,但是对于中国在香港境内的对外情报活动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除非这些活动直接影响港英政府或其他国家主动发现要求港英政府采取行动,如著名的华裔美籍间谍金无怠在1960年代多次前往香港和中国情报人员会晤,政治部虽然有发现相关活动,可是未有采取动作。

不过,当中方及亲共左派尝试直接挑战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统治时,政治部也会下重手回应,如“六七暴动”期间,政治部除了透过在中方在港机构、外围团体的线民回传的情报作为港英政府因应暴动的资讯之外,同时突击多处亲共左派团体的据点,逮捕五十二名重要干部关押在域多利道扣押中心。直到港英和中方决定各退一步让事态平息,政治部才放松对于中方在港机构、外围团体的施压。

政治部香港六七暴动。网路图片

**面对国际情报战场的政治部**

如前述,港英政府基于“实用主义和不挑衅”的政策方针,因此不乐于见到国府、美国等国情报单位在港的积极活动,由于官方上不承认国府和准许后者公开设立正式驻港机构,因此国府情报人员在香港都是以非官方身分进行活动。

国府情报单位涉及于1955年爆破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专机(也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得国府情报人员成为政治部对付的首要对象,而且不时针对国府情报人员在港据点、地下军火库进行公开扫荡,逮捕相关人士判刑(之后再驱逐回台),如1975年冬发动“威武行动”搜出大批国府情报人员藏匿的武器和炸药就是一个例子。

国府情报单位之所以在香港屡屡遭到打击,不仅仅是港英政府的刻意针对,也在于国府情报单位的疏忽,如为求方便将工作场所和起居场所合一、移交人员名册随意放置等等,这些疏失让政治部更容易打击国府情报单位在港活动。

对于国府的情报盟友美国及日本,政治部也时刻监视其活动,如前警察官僚佐佐淳行回忆当年作为公安警察的他以外务省领事身分派驻香港的经历时,就提到有位以驻港外交领事作为官方掩护的美国中情局官员,因为被政治部认为在对中情报搜集的动作太招摇而威胁到港中关系,而刻意以该员违反香港限水令的理由,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美国方面将其调离香港。

至于佐佐淳行,政治部将日本警察联络官视为美国和国府的情报盟友(也因为这三者都依赖亲国府系团体在港搜集情报)而抱持戒心。政治部为试探他的每日动向,除了窃听其住所电话,甚至不时派人冒充他的妻子打电话到日本总领事馆询问其动向,但是在不同的情报业务上,政治部又是密切合作的做法,让他感受到情报世界“合纵连衡”的复杂性质。

在针对美国、日本等同属西方阵营的情报盟友保持戒心甚至不时阻挠的同时,政治部却不担心遭到相关国家向伦敦施压要求政治部改变态度,主要原因在于香港作为对外封闭的红色中国的“竹幕钥匙孔”跟汇集东南亚华人系统商界资金、人脉及政治关系的多重身分,对于西方阵营的情报世界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情报搜集和交换场所,因此尽管对于港英和政治部的态度迭有抱怨,但是仍不得不照港英和政治部的游戏规则行事。

而在香港这个国际情报中心,被排斥的情报世界玩家不只是国府,也包括苏联及东欧集团,港英自冷战初始即对苏联及及东欧集团在港活动严加限制,特别是在1960年代后苏中交恶更是如此,以避免给北京责难的口实。苏联国安会(KGB)虽然有透过香港作为对中情搜跳板的构想,并训练从苏中边境投诚苏联的中国知青尝试潜入香港,但并未成功。

港英时期的香港对于西方阵营的情报世界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情报搜集和交换场所。图/网路图片

**对于香港社会内部的监控**

除了反情报、监控亲共左派和亲国府右派的任务之外,政治部也对香港内部的社会团体进行监控和布建,如1960年代提倡香港自治的名士马文辉成立的“联合国香港协会”及之后的“香港民主自治党”、新界原居民乡绅组成的乡事派、1970年代香港大专院校内的学运社团如国粹派(亲共毛派)、专上学联一直到1980年代的“汇点”、香港民主同盟和之后两者合并的民主党,政治部将搜集的情报和动向提供给港英政府,而港英政府则透过协商、刻意拢络、邀请加入体制、从金脉和人脉暗中施力等方式化解这些社会团体对于港英政府的挑战。

**政治部的退场**

随著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注定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命运之后,英国方面即开始“有序撤退”,开始就英国在香港的权益和利益进行安排收尾和后路,政治部作为最敏感而机密的政府部门也成为英国方面首先安排后路的单位,透过人员调动、鼓励优退、安排移民、组织精简等方式在1984年之后的十一年内将多达二千五百人的政治部逐步缩编,中间虽有离职的政治部华籍警员因为不满遣散条件提出诉讼成为当时新闻焦点,但未有影响到港英方面解散政治部的进程。最终港英政府在主权移交前夕的1995年将政治部重新改组为保安处,而政治部也走入历史。

顺带一提,政治部有数百名华籍警员获得安排移居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但是这些国家的安全情报单位并未重视和活用这批人员的对中反情报经验,即使聘用这批人员只是作为翻译或监视华人社群的动态,随著时间过去,当年政治部的干员们也隐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结语**

政治部作为港英政府的耳目,对于冷战期间为港英政府稳定局势迭有贡献,也有效的在中国共产党、国府及西方阵营之间的情报战当中游刃有馀,除了英国作为宗主国提供的情报支援、训练等支持之外,如学者邝建铭、沈旭晖指出的港英政府尽力在各方势力下保持平衡(尽管是在避免公开激怒北京的前提下)以及面对香港社会不会“有权用尽”的统治智慧让政治部的活动跟施力力道能拿捏分寸,不至于引发内外剧烈反弹。

反观今日新宗主国中国卵翼的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以及背后的国安公署,却是反其道而行,不仅是激怒国际社会,也使得反对派无路可走而激化更多潜在的反抗能量,和昔日的港英政府和政治部相较,政治智慧跟手腕高下立判,也令人为今日香港的局势感到叹息。

本文转载自“六都春秋”

原文连结:【情报机构】香港皇家警察政治部简史

作者》**局外人** 情报体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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