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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森田之死—三岛、森田的自决和他们的时代(上)

**三岛、森田自决事件**

1970年(昭和45年)11月25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三岛由纪夫(本名:平冈公威1925-1970)在东京市谷驻屯地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室“切腹谏死”,被称为“三岛事件”。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三岛、森田事件”。

不少人以为森田必胜(1945-1970)只是三岛的介错人,或者与三岛是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式的侍从关系,这个25岁的“愣头青”的存在常常被忽略。

他的学长、著名的评论家铃木邦男曾说:

> “老实说,学生时代,我以为三岛只是众多的右翼思想家中的一位,‘盾之会’只是三岛的粉丝俱乐部。这次事件我才真正认识到三岛是动真格的。但若只是三岛一个人赴死,还只是自杀;但因为森田君的存在,这次行动具有思想的意义”。
> (注:参见《総括せよ!さらば革命的世代》产经新闻取材班,2009年,p.101/《“右翼”的战后史》 安田浩一 讲谈社现代新书,2018年,p.193)


1970年11月25日 三岛、森田在总监部阳台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后退入室内,切腹自决。(写真出自网路)

**森田的成长史与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社会**

森田于1945年7月25日出生于三重县四日市。

他出生前的一个月,美军首度使用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对九州实行空袭。此后,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美军对日本98所城市实行战略轰炸,炸死23万人,炸伤35万人,无数房屋变为瓦砾。

他当教师的父母给出生在防空洞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取名“必胜”,意味著祈愿日本必定打胜仗,早日结束战争。

但森田三岁前后父母因病相继双亡,由年长他十六岁的长兄抚养成人。他的长兄信仰上是一名天主教徒,职业上是中学教师。

小学毕业后,森田进入以天主教为教育理念的男子中学-海星中学,英语辩论获奖,高中时与同学或骑脚踏车或徒步旅行,被选为学生会会长。

森田成长过程中,正是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经济民主化、学校教育自由化全面改革时期。日美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军在远东地区发动军事行动时,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境的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被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军费负担只需要维持国内保安,1954年“保安队”与“警卫队”改为自卫队。

由此日本爆发以青年学生组织“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为主力的各阶层反安保运动。

经济上,日本全岛在政府的“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下取得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环境污染和工业公害以及药害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森田的家乡四日市因煤尘和硫磺氧化物的大气污染而导致“哮喘病”,与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县的“第二水俣病”、富山县的“痛痛病”一道被称为“四大公害病”。受害者以及声援团体提出诉讼,对政府不顾国民健康一味求速的行为,引发各阶层的公愤。

初三的森田已在日记中立志:为家乡的发展和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建设舒适的城市,十年后将参与竞选市议员。

1964年,森田高中毕业,没有如愿以偿地考上第一志愿--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此后两年的“浪人”生活中,他初心不改,唯对早大的“角帽”(学生帽)情有独钟。

此时的森田已经表现出对政治的态度。

国内,他所憧憬的早大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左翼学运,他甚至想抄起木刀去与“全学联”大干一场。

而国际上,1964年10月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原子弹爆炸成功。事实上,这颗原子弹正是在青海省的“金银滩”核武器秘密基地制造搬运到千里之外罗布泊的。为实现毛泽东的不畏“帝国主义的核诈”梦想,原来水草丰美的“金银滩”,本来居住著数以千万人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都被一夜之间强制驱逐,被迫仓促迁徙,甚至不少人冻死、饿死在路上。1967年又制造出首颗氢弹。

而此时,日本“进步知识人”与新左翼领袖尽管反对美帝、苏修的核霸权主义,口口声声倡导绝对和平主义,却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突飞进入原子核时代一边倒地欢呼和拥护。

19岁的森田对此十分气愤,出于质朴的正义感,他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制造完全是不必要的,他用“愚蠢得无可救药”表示对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的失望。

而越战的爆发,作为美国的亚洲盟友的日本间接地卷入了这场战争。日本在外交上一味成为美国的应声虫政策,激起森田的爱国忧国之情。

此时他的人生的蓝图是“25岁大学毕业后,先当三年新闻记者,再实习三年秘书,然后当两届市长,39岁竞选众议员,任期三届之后成为外务大臣,此时50岁。再工作15年,为日本国,为日本民族建立起坚实的国际地位而努力。70岁退休后,跟太太两个人过安静的生活”。

浪人期间,他广泛涉猎日本与世界文学书籍,尤其爱读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对主人公春琴不幸毁容之后,忠心耿耿的佐助选择用针刺瞎双目,成为春琴一样的盲人而深感共鸣,“如果自己也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也会做同样的举动”。

**森田心目中的“早稻田的在野精神”**

1881年大隈重信(1838-1922)因“明治十四年之变”而下野。下野后的大隈政治上创设立宪改进党以对抗藩阀政治,学问上创立今天早大前身的东京专门学校,以“学问之独立,活用学问,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理念,被称为“匹敌于官学的私学之雄”。


“学问之独立”,意味著与“在野精神”和“反骨精神”相结合,以培养独立自主精神的近代国民为理念,不为权力、时势左右的科学教育与研究。图为早大校园内创始人大隈重信的雕像。

提倡“在野精神”、“反骨精神”的早大,在战前战后一直都是日本左翼学运的急先锋。

台湾独立运动左派史明在早大念大三时,在同学介绍下参加了校内秘密组织“马克思理论读书会”。被马恩的“解决阶级问题之后,民族问题也可以解决的理论”吸引,打算投身于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早大,他遇到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派来日本的地下党,由此人引导,史明奔赴华北解放区。

战后,早大左翼学运伏流水脉相承,从未间断。

1961年,早大创立八十周年之际,打算兴建第二学生会馆。但校方担心新会馆成为党派学生活动家的政治基地,因此根本性的管理权由校方掌管。要求全面自主管理的学生与校方发生冲突。

1963年,学生成立“全学共斗会议”;1965年,“共斗会议”与校方交涉未果,冲入大学本部。大浜信泉总长(校长)请求机动队进校,逮捕了“共斗会议”议长。校方决定公布上涨学费的决议。

1966年元月,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学费上涨问题,很快引发全校罢课。学生们拆课桌、拆门窗,筑路障,设路障,全校罢考,阻止新生入学考试。而征收入学考试费,对私立大学来说,是其经济命脉。

2月15日,大浜信泉总长认为学运借口反对学费上涨,实则进行反政府活动。而其它学校援军声援,更证明这是全国学运的一环。遂决定请求警察机动队进校排除路障,恢复校园秩序。


1966年2月,早大“全共斗”4000馀名学生阻止入学考试集会。校方请求警视厅机动队排除示威学生。(写真出自网路)

战后日本知识界将反省战争期间政府与特高警察干涉“大学自治”,保卫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作为重要课题,此次机动队进校,被进步知识人与抗议学生视作是国家暴力机器对大学自治的严重干涉。

当晚,收音机里传来机动队即将进校的消息,抗议学生以及援军三千人自发赶到大学强化路障护校。双方肢体冲突中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被逮捕两百多人,入学考试方得以正常进行。这次学潮被称为“一百五十天斗争”。

据森田的长兄回忆,早大升学考试之前,陪同弟弟去看考场,正逢“全学共斗”发动全校学生设置路障,封锁校园。考生们在机动队的保护下进入考场。弟弟对造反学生擅自粗暴地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感到十分义愤。

1966年3月,森田终于考入梦寐以求的早大教育学部,他的长兄希望弟弟像父母和自己一样成为一名教师。

但这年四月,早大没有如期举行入学仪式。由于抗议学生再次设置路障,占据校本部和第二学生会馆,大浜信泉总长以及全校理事会表示辞职。

5月,被延迟的入学仪式终于在门外“共斗会议”的学生一阵阵抗议声讨中进行。意气风发的森田身穿传统的男式典礼和服-羽织袴,脚蹬高齿木屐,庄严地参加入学仪式,并在新生问卷“入学动机”上留言:“无悔人生”。

但早大已成为新左翼革马派的据点校,日共民青势力也在校园内招兵买马,加之1965年成立的社青同解放派,早大形成新左翼三派阀明争暗斗。

森田对早大的憧憬和理想越炽热,对“共斗会议”的学生封锁校园的强制行为越失望,越愤懑。他敬爱的大隈重信肖像已经被敢把权威拉下马的学生涂鸦,泼墨。

“那么多的学生想上课,‘共斗会议’究竟有什么资格设置路障,封锁校园呢。这帮家伙们不是擅越权力吗?难道就没有勇者去拆除路障吗?早稻田精神已经死亡!”

实际上,早在森田入学前,与森田有著同样想法的学生不少。他们与“全学共斗会议”的学生同样反对校方上涨学费,但是他们更担心反对者的主体是共产主义者,学校变质为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些由“声援会”、“体育会”、“雄辩会”“国策研究会”等学生社体联合组成“早稻田大学学生有志会议”,散发传单,征求要求回复校园秩序的签名。

1966年3月,以“有志会议”为母体成立“早学联”(早稻田大学学生联盟)。

这个中性名称的学生组织实际上是右翼、爱国学生组织。初代议长就是前面提到的森田的学长铃木邦男。

铃木成长于神道系宗教团体“生长之家”,1963年考入早大政经学部,为继续深化右翼学运,考入研究生院。他当时正学习新左翼的运动方式,在通过擂台讨论、散发传单、示威游行、立大型看板宣传恢复校园秩序主张,招兵买马,准备干一场“右翼版的全共斗”,他的言行影响森田的思想。

在铃木等民族派新右翼的眼中,战后右翼虽然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但不过是自民党的别动队。铃木他们与奉行反共、反苏、亲美、支持安保条约、拥护自民党政权的老右翼不同,他们主张反共、反苏、反美、反安保条约,反权力。思想和行动上追求民族的原点,国家的尊严与价值,以创造新的民族主义形象为目标。

森田在班级委员的总会上遇到民族派右翼的高年级同学。

本来早稻田的“在野精神”指的是与官僚权力的对抗,但此时,地球发红色高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马列毛、格瓦拉、卡斯楚的英雄故事激动著青春的血管,世界的主流是革命的新左翼,因此,在民族派右翼学生看来,在校园内具有绝对力量的新左翼象征著体制派,因此,维持大学秩序正常化的反革命的保守少数派的自己就代表正宗的“早稻田的在野精神”,他们在理论上辩不过新左翼,人数上吃亏,一场恶斗胖打,总是被打得头破血流。

森田从民族派右翼学生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早稻田精神”,血气方刚的他加入了“早学联”,也加入了空手道社团。

**从“日学同”到“盾之会”**

面对日渐汹涌澎湃的新左翼学运,民族派学生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学生组织。

1966年11月,23所大学的250名学生在永田町的尾崎会馆成立“日学同”(日本学生同盟)。森田积极加入了“日学同”的活动,甚至搬家到“日学同”总部的楼上。

1967年2月,三岛由纪夫在“日学同”的机关报《日本学生新闻》的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真正的青年的声音》一文,希望学生们以“明晰的思辨,澄明的日语,表达自己的手中紧握的思想”。

此时,森田一边送报打工赚取生活费,一边苦读日本古典,恶补日本历史,了解“建国纪念日”的由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 “日文研(日本文化研究会)在早稻田祭上举办了‘纪元节’展览,我们为恢复民族的正气尽微薄之力。我们还组织讨论《古事记》、《日本书记》以及日本人祖先的历史,我惊诧于学长们渊博学识。仔细思量,我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完全没有传授我们本民族历史的浪漫。我向学长们质问,这是日教组干的好事吧”。

4月,森田与早大民族派结成“早大国防部”,参与反对新左翼学运的行动,捣毁对方的立看板,撒传单,实干一场“全共斗右翼版”。他爱吟的诗歌是德富苏峰的“俺的恋人,是谁呢,是神造的日本国”。

但民族派学生在口水仗上连战连败,他们的忧国与爱国出自于朴素的民族感情,而非成套的宏篇大论。森田也不愿意为琐碎的议题消耗时间打理论仗,他心中的“日本人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以最善的方法舍生取义之人”。

在他眼中,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与行动者吉田松阴、无血开城后仍率领旧幕府军队与新政府军决一死战的土方岁三,虽然立场不同,但二者都是真正血性男儿,敢向权力者举起反旗的英雄。

此时,三岛告诉“日学同”的青年组织民兵防卫队的构像。

森田眼中的三岛是海明威式的硬汉。

森田与“早大国防部”的13名成员参加了自卫队北惠庭驻屯地的体验入队训练。

但他有些失望,他认为部分自卫队员甚至入队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为了免费获取各种驾照,他担心自卫队“白领职员化”。自卫队员也不碰敏感的宪法问题,“万一共产党内阁合法成立的话,自卫队就会从属于共产党政府,倘若遇到这样的危机,表明会参加军事政变的队员皆无,实在令人遗憾”。

他在《日本学生新闻》上发表《论日本的核政策》,指出:

“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而史上第一次战败的日本人的感伤已经堕落到少女的趣味。非中立武装这种思维方法,只有持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下的日本,才产生的特殊的奇妙构想”。

11月,森田等人参拜明治神宫,举办“日学同”旗帜的“入魂式”。

1968年放春假时,森田回家在溜冰场右脚骨折,但是他仍然拖著受伤的脚赶回自卫队集训。

三岛开始关注这位意志非凡的短发青年。自卫队体验训练结束后,三岛在家以啤酒和中餐慰劳这些大学生。

此时,森田决志一生一世追随他心目中的海明威。

他用快递书信向三岛表示“为先生您,我随时都愿舍命”。三岛深受感动,表示“世上任何美言辞令,都不抵此言”。

1968年6月,森田被选为“全日本学生国防会议”初代议长。8月,参拜靖国神社,并代表学生出席“靖国法完全贯彻全国大会”。之后,在苏联大使馆前静坐,抗议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并要求苏联归还二战后趁火打劫非法占领的北方领土。

1968年10月5日,三岛的“祖国防卫队”改为“盾之会”,成立仪式在东京虎之门教育会馆举行,31所大学的在校生参加了这支“世界上最小的不持武器,但最具精神的军队”。

这一年的“国际反战日”,“全共斗”、“全学联”以及新左翼各派青年抗议队伍冲进新宿车站 ,阻止输送美军军需燃料车辆通过,示威者以及“野次马”(围观群众)卷入与警察的冲突,三岛与森田等“盾之会”成员探讨如果警力不足,那么自卫队治安出动镇压之时,“盾之会”可乘机大显身手,改宪以及自卫队国军化就有希望。

但是政府重新启用骚乱罪,逮捕示威者七百馀人。

1969年2月,森田等人脱离“日学同”,完全专志于“盾之会”活动。

但这一年“国际反战日”“全共斗”以及新左翼各派的“新宿骚乱”以及阻止佐藤荣作首相访美运动都很快就被警力制伏,趁自卫队的治安出动而要求改宪、自卫队国军化以及“盾之会”的出场之路完全被堵。

同年,“日学同”开展反对日本政府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运动,否认只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的寡头,冲入外务省的军缩室抗议,在民族派右翼学生看来,这是一场右翼的反安保运动。

但对手的新左翼的武装行动已经先行一步。

1969年11月,赤军派(共产主义同盟赤军派)在大阪战争、东京战争失败后,有组织地在山梨县大菩萨岭山中搞武装训练,警察以“凶器准备集合罪”逮捕53名成员。

接著,1970年3月,以世界革命为理想的赤军派大学生们劫持日航飞机“淀号”飞往北韩。

此时升任“盾之会”第二代学生长的森田提议,“盾之会”与自卫队联合包围国会,强行改宪,但三岛以“国会正在举行,武器的调遣也很困难”而否决。

但此后,三岛与森田四人“盾之会”的中核成员进行周密的计划与演习,并就檄文的内容以及提出的要求仔细讨论。

最后三岛命令小贺正义(22岁)、小川正洋(22岁)、古贺浩靖(23岁)三人活下去,只让必胜为自己介错。

就在行动的前一天,三岛说服森田不要追随自己赴死,“森田,你已有恋人,你也要好好活下去”。但森田回答:“我视先生为父,先生赴死之时,我岂能苟活于世。请允许我随先生一同上路”,并对古贺三人说,“我们生死相伴,不久一定还会再见,你们活著,继承先生的遗志”,并拜托古贺为自己介错就是“最好的友情”。

11月23日,三岛与必胜等人写好檄文、垂幕、辞世之句,亲手写下“七生报国”的钵巻。必胜留下“吾胸中之念,唯台风所知”的辞世之句。

11月25日自决当日,三岛交给古贺等三人的《遗言》中记载:

> “本次事件由‘盾之会’队长三岛计划、立案、命令,学生长森田必胜参划。三岛自刃,作为队长当然之责任。森田必胜之自刃,为本人自愿行为,他以身示范,代表‘盾之会’全体会员以及当下怀抱忧国之志的青年精神,当为鬼哭之凛冽行为。今后三岛可姑且不论,请诸位向后世恢弘森田精神。”

事件之后,自卫队东部总监室的益田兼利总监在法庭上说,“我对被告们毫无憎恶之感,作为个人理解他们爱国,爱自卫队,而且敢于行动的纯粹的忧国之心”。

小贺、小川、古贺分别被判四年徒刑。

2000年,森田自决三十年后,他的故乡四日市建立了一座“森田必胜之像”。


1970年10月19日坐者:三岛。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森田、古贺、小川、小贺。(写真出自网路)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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