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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021年中国影响力更大 澳洲更受挤压

亚太地区的强国竞争已经上演了多年。但是新冠疫情推动了这一转变,与年初相比,中国在2020年结束时的情况要比美国好得多。

同时,堪培拉与北京的关系继续恶化,人们几乎没有乐观的理由来期待2021年会出现积极的转机。

由于竞争而非合作已奠定了北京和华盛顿看待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两国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支持之举愈发敏感。

中国2020年对澳大利亚敌视的根本原因来自其对澳大利亚的评估发生改变,即澳大利亚领导人背叛了先前承诺的永远不会把澳美安全联盟的矛头对准中国。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赋予澳大利亚和其他中小国家未来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的“更大的自由度”。

但悉尼大学的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告诫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大国根本不会将战略空间拨给其他国家。

2019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4.3万亿美元,达到美国21.3万亿美元GDP的三分之二。

COVID-19的影响加速了对中国有利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最新增长预测显示,到2021年底,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从美国的三分之二跃升至四分之三。

而且如果考虑成本差异,并以各自的购买力来衡量这两个经济体,中国的GDP实际上已经比美国高出10%。

根据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该指数追踪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领域的实力——美国仍然名列首位,但其对中国的领先优势相较于2018年已减少了一半。这主要反映出了美国的衰减而不是中国的增长。

甚至在COVID-19疫情之前,一项针对东南亚企业、媒体和民间社会领袖的调查显示,尽管人们对其日益增长的力量感到担忧,但北京被认为在该地区远比华盛顿更具影响力。

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对美国作为区域安全战略合作伙伴或提供者几乎没有信心。

当被问及如果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被迫与美国或中国结盟时,东盟10个成员国中有7个成员国选择了中国。

过去的一年中国国内也为中国领导人带来红利。尽管人们最初对政府试图掩盖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感到有些愤怒,但大多数公民对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中央政府已经很高的总体信任度。

而美国在这方面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一项跨国调查显示,95%的中国受访者对其政府表示信任,而美国只有48%。

所有这些“胜利”原本自然会推动中国的国际行为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敢。

但是习近平主席的世界观却将中国引上另一条道路。去年9月,习近平要求共产党干部“保持奋斗精神,增强奋斗能力”。在同一讲话中,“奋斗”一词出现了50次以上。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这反映了习近平的观点,即中国处于

“与一心要毁灭中国的难以和解的敌人进行的生存斗争中”。

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外交官已经准备好采取“奋斗精神”。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行为非但没有表现出一种自信的从容,反而经常朝着因缺乏安全感而助长的霸凌方向转向。

澳大利亚一直处在被如此对待的最前线——领导人和部长级的对话被拒绝、出口被针对、并且宣传攻势也开展开来。

可以预见,北京的顽固态度导致四国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组成)等联盟的加强,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就如何让目前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更加顽强开展更为深入的对话。

有证据表明,中国开始意识到其过度行为至少在某些国家会适得其反,并且更多地使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

中国在东南亚的“疫苗外交”就是一个例子。

COVID-19对印度尼西亚的打击尤其严重,迄今印尼共计有60多万确诊病例。但就在上周,雅加达收到了由中国制药公司科兴生物(Sinovac)生产的120万剂疫苗。

中国将这项努力吹捧为“健康丝绸之路”,承诺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十亿元的援助和贷款,以帮助这些国家从新冠大流行中恢复过来。

然而,就澳大利亚而言,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下大棒。

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研究员德科·范·德·克莱(Dirk van der Klay)解释的那样,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为了提醒该地区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以及违背它的代价。

尽管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至少为陷入中国[出口]困境中的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些口头支持,但对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东南亚邻国却一直保持沉默。

随着中国的相对实力在2021年预计将进一步增长,堪培拉可能会感到更不自在。但正如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去年10月所说,澳大利亚的处境“并不独特”,在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协调与中美的关系以最大化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挑战。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一落千丈,在两个大国之间斡旋一条出路的能力较弱。

提升与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伙伴关系是一条前进的道路,但与此同时,还需要采取务实的战略,以使澳中关系至少恢复平稳。

东京、新德里和雅加达都曾面临与北京的严峻挑战,但他们的关系从未跌入当前澳中紧张关系的深渊。这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也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罗震(James Laurenceson)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学院的主任兼教授。本文最初发表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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