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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内部分裂取决于地方实权派与最高领导是否意志一致

 

 
毛泽东和红卫兵合影。
 
王芳
 
 馀论之一
 
以上我们考察了1966到1967年武汉和上海两地工人组织的派系分裂,以及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分裂所呈现的变化;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两地工人组织的分裂模式自进入1967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差异。此即前言部分指出的两个“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下面笔者将分而论之。
 
其一,为什么武汉在1967年有三个旗鼓相当的工人组织——“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而上海仅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
 
“工总司”之所以在上海成为工人组织甚至群众组织中的“巨无霸”,与来自中央文革的张春桥有直接关系。其在“安亭事件”中获得张的支持,后来又有来自最高当局毛泽东的认可。张春桥之所以要支持工人造反派组织,也正是因为揣测到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需要。因而,可以说,“工总司”独大局面的形成,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组织在文革初就得到了毛泽东支持的缘故。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几乎在“安亭事件”的同时,武汉的“工总”也因成立大会未得到地方政府的正式认可而出现了拦火车“北上告状”的情形。为什么中央高层没有派一个类似张春桥的人物“坐镇”武汉呢?不管是这一关键的时刻,还是在武汉文革接下来的历史中,都没有一个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央要员掌控武汉。不仅武汉如此,其他大多数省市也是这样。这也是上海的运动区别于大多数省市的一大重要原因。
 
上海之所以如此“特殊”,与这个城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至关重要。类似的城市还有北京、天津、东北。早在1966年10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想法时,就特意点到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城市的文革时间进展问题。可见,毛泽东在酝酿文革的部署时,就先从众多省市中“拧”出了这几个城市。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被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分派到上海,两人召集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头头商议夺权时就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的指示,即1967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且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四个城市。
 
以后,张又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这一部署。这几个城市之所以重要,可能与它们要么是政治中心,要么是经济大省有关。就上海而言,它不光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在毛泽东眼里,它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譬如他在1967初对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夺权的支持就是希望凭借上海影响华东乃至全国。他始终关心著上海的形势,且每天必看《文汇报》和《上海工作简报》,而张春桥就是他用来控制上海的“楔子”。
 
武汉方面,由于没有类似张春桥的人物能直接与中央文革挂钩并贯彻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在原有的党政机关濒临瘫痪和军队没有介入“支左”前,其政治环境较之上海便相对的“宽松”许多。在上海“工总司”获得中央认可后,即意味著全国各省市包括武汉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获得了相应的合法性,故而“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都得到了发展,且大体上势均力敌。也由于武汉的工人造反组织没有一个与毛泽东重用和信任的人有组织上的联系,才为武汉军区陈再道对他们的打压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乃有了后来所谓的“保”、“革”之争。
 
“工总”的头头胡厚民在文革中曾多次感叹:湖北武汉的造反派是没娘的孩子,在中央没有人。这话中既有辛酸之味,又有对上海“工总司”的羡慕之意。胡厚民也确曾努力将武汉的大联合搞成像上海那样,即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如同张春桥),一张报纸(如同《文汇报》,时武汉地区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一个组织(如同上海“工总司”)。但这一举动因三大工人组织各自心怀“算盘”而没有成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央有人”对于一地之运动形势的重要意义。假设武汉也有类似张春桥的人物指挥著一个工人组织如“工总”,可能武汉工人的派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以上是上海与武汉的工人分裂之第一个“不同”。
 
上海在毛泽东心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馀论之二
 
其二,为什么武汉在1967年夏体现了“保”、“革”之争,而上海“工总司”与“联司”和“支联站”的矛盾,从表面上依然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
 
这是因为两地的“支左”部队在地方上所起的作用不同。武汉军方陈再道是地方上的实权派,大体上,他在地方上的做法即压制造反派,是不符合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路线的。前者扶植“保守派”,后者是“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不是直接在组织上的支持),势必掀起“保”“革”之战,且十分激烈。而在上海,“支左”部队几乎不能发挥多少“作用”,基本上得听命于实权派人物张春桥和他掌控下的上海市革会。这也意味著,上海能较大程度地保证运动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进行。
 
如此,官方的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上海市局面的相对稳定,包括“工总司”持久的“独大”地位。至于上海之所以发生工人造反派的内部分裂,很大程度上与造反派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而“联司”和“支联站”则基本上代表了那些在权力之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那部分力量。
 
那两地为什么都存在分裂呢?从前文可知,工人的派系分裂不仅与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诸如地方党政官员、军队势力以及毛泽东的影响。很难分辨哪一个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可以认为工人的派系分化或重组现象实际上是受权力操纵所致。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于运动有著巨大的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或者视之为造成群众组织“内讧”(“保”“革”之争也是一种内讧)的唯一因素。当社会动乱,政治环境处于真空状态下的地方,地方党政官员、军队势力结合自身利益所作出的选择与行为,加之身上所散发的“权力”的光芒,其对工人的派系斗争影响尤为明显。较之毛泽东,他们在现实中有时对普通群众甚至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工人群众组织之所以受到那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也是因为那些因素所携带的“权力”为他们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而他们自己之所以争夺权力,实际上是出于害怕对手一旦掌权而使自己处于“覆灭”的境地,要么就是渴望通过掌握权力拥有各种“好处”。这些都恰恰证明,那些意味著各种资源的权力之于他们,在以前是多么稀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名普通老百姓,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几乎都受控于那个高度集权的政体。只要旧有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就不可能改变这种境遇。如果是对手掌权,也不意味著这会与文革前的体制有什么差异,更何况,这个对手与它一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当对立的任一方感到自己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巨大威胁时,他们的权力之争实际上已经发展到维护自身生存权力的地步,这也意味著斗争将会十分激烈,武斗通常是最高的表现形式。
 
简言之,文革期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乃至武斗,提醒我们,普通老百姓那种对权力既恐惧又渴望的状态需要得到改变,也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得到改善。地方官僚分享了毛泽东的一部分权力,这一方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权力所制定的政策在地方上的实施(如上海),另一方面,又为地方官员寻求自身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武汉)。很大程度上,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卡理斯玛权威的张力与局限。
 
总的来说,本研究认为工人组织之所以分裂,不仅与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有关,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诸如地方党政官员、地方军队势力及中央高层领导尤其是毛泽东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地方上的分裂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上的实权派与最高领导人是否意志一致以及最高当局对这个地区所施加的政策。工人组织的派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受权力所操纵的斗争。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连载完,《中国密报》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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