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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历史最难留下的是情景

王海光

 

《历史决议》一书。

 

外事口的成绩最大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品质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团派”和“四一四”两派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本,他们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派性。如“四一四”派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拷问》一书,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文革。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有了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但无论他们现在观点如何,都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变化本身也就是历史。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在群众组织头头的文革反思,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第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意识的转型。聚焦高层和领袖,关注的决策层方面。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史云、李丹慧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石名岗执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等。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家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等。中央调查部的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书。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的“他们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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