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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参与人数低 忧虑中国式大数据生活方式 香港普筛于争议中结束

针对当前疫情,被中港两地官方视为“中央照顾、支持、关爱香港”的香港普筛工作(正式名为“全民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9月14日宣告结束。但这一计划引起的争议却未因此落幕,反而伴随香港政局的演变而日趋扩大。而每一个争议的背后,均凸显了香港民众对中港关系的敏感与焦虑。

**争议一:耗费巨大 效果存疑**

这次普筛,港府方面动用了8亿港币(约30亿新台币)资金,剩馀费用由北京方面负担。但对于具体的成本细节,港府方面讳莫如深,一直未有公布。更有港府高官表示,讨论费用议题已无意义。是否由香港纳税人最终为高昂的检测成本买单,成为民众质疑的方向。

耗资巨大的情形下,普筛亦未有产生良好的效果。香港人口近800万,但众多市民担心自己的血型、DNA数据被交予中国官方,社会存在强烈的抵制普筛声浪,最终参与普筛的人数仅为178万,远低于500万人参与的目标。在参与普筛的178万人中,仅找出32例确诊者,成本与绩效严重不成比例。

**争议二:中国大陆检测人员入港 引起图利中资之嫌**

普筛计划从酝酿到公布,再到执行,港府方面一直传递一种讯息:普筛是必要的,但香港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由此,求助北京就成为“政治正确”的“当然选择”。

但最终执行普筛计划的,乃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检测机构,陆方亦派出大量检测人员进入香港从事普筛工作。在反送中运动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的时空下,港人对中资、陆籍检测人员的戒备心理极高。加之中资检测机构被部分港人质疑从检测中获利,年轻的香港市民对普筛的抵触情绪极大,间接形成了参与者偏低的结局。

**争议三:担忧个资外泄 抗拒中国式社会管控**

香港人向来崇尚个人自由和隐私隐保护(个资安全)。因此,类似中国的微信钱包、支付宝等在线付费方式,一直在香港难以普及。这次香港实行普筛,不少市民忧虑自身的身体健康指数甚至基因数据,会被泄露。除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与管控模式,是以大数据管理为基础的。所谓大数据,就是个人资讯。在这次疫情中,中国推出了健康码。此种二维码可以记录民众的健康资讯甚至出行讯息。中国苏州甚至推出了备受争议的文明码,将民众分成不同类别。更是加重港人的疑虑。

而港府亦在香港力推健康码,以求和中国大陆接轨,尽早实现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正常人员流动。港人对这种健康码自然极为抗拒,认为所有关乎个人隐私的资料将被官方一览无馀。显而易见,港人抗拒生活方式的“大陆化”,对中国式大数据社会模式甚为排斥。

**为政治正确 港府置民众福祉于不顾**

香港的普筛最终以不足四分之一人口参与的结局告终。一些医疗专家质疑,港府应将防疫重点放在边境人流管控,尤其是针对豁免检疫的人员。但事实上,入境香港的最大豁免检疫群体,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如果强化针对陆方的检疫,势必予人“中国防疫不力”的观感。港府断不敢违背“中国防疫成功”的政治正确,因此普筛就成为香港官式话语中的政治正确。但医疗始终需要的是专业考量。任何凌驾科学实证的政治正确,均是置民众福祉于不顾的冒险和渎职。

**作者:苏梓豪** (香港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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