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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也曾激怒过中国——澳大利亚能从中学到什么?

挪威人对如何应对严寒还是知道一些的。

但是,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授予一位著名的中国政治异见人士时,这个北欧国家感到它与北京平常的友好关系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挪威于195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最早承认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西方国家之一。

然而,该委员会决定将该奖项授予当时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刘晓波(他于2017年去世),此举使中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中止了与挪威的贸易谈判,并限制了重要商品的出口。

双边外交关系完全降至冰点,令挪威政界人士无法与中国同行对话。

这场争吵持续了六年,最终两国在2016年关系才正常化。

挪威和中国交恶整整十年后,澳大利亚在呼吁对COVID-19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后也陷入了非常相似的境地,该病毒最早在中国武汉市被发现。

那么,澳大利亚可以从也曾经激怒过中国的其他国家那里学到什么呢?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本周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详细介绍了北京如何对其他国家和外国公司采取“胁迫外交”。

该智库称,中国共产党对外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贸易、旅游和外交往来的威胁和限制。

这份报告指出,外国公民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甚至处决是其中最严重的胁迫形式之一。

联邦政府在7月份更新了其对中国的旅行建议,警告澳大利亚人可能有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ASPI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27个国家和欧盟使用了152次胁迫手段,但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使用这些手段的情况显著增加。

报告的合著者、ASPI研究员艾米莉亚·库里(Emilia Currey)说:“它们遵循一个非常相似的模式。”

“一开始由国家发出威胁,如果目标国没有停止该举动,则实行贸易限制、投资限制或旅行限制,并且基本上一直持续到目标国纠正其行为为止 。”

首先,中国官员发表声明威胁说,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将“对中挪关系造成破坏性后果”。

但是,挪威官员真的无能为力,因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虽然是政府任命的,但却是独立做出决定的。

中国发出威胁两天后,取消了与挪威的自由贸易谈判,近两个月后,中国开始限制挪威鲑鱼的进口。

挪威是世界上最大的鲑鱼生产国,在外交关系降至冰点的四年中,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下降了约70%。

中国官员通过对挪威鲑鱼实行更严格的检疫措施和进口控制,并限制其颁发的进口许可证数量来做到这一点。

库里女士说:“中共对其针对的商品精于算计,永远不会针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商品。”

“例如,澳大利亚大麦以及牛肉被针对,而不是铁矿石或羊毛,尽管贸易水平非常相似。”

她说,中国倾向于针对那些对于那个国家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出口。

例如,在2016年与韩国就部署有争议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生争端之后,中国禁止了受欢迎的韩国名人出现在中国电视台上,韩国流行音乐(K-Pop)明星的表演和巡回演出也被取消了。

库里女士说:“当中共攻击或瞄准该商品时,他们直接以该国为目标,用一种更个人化的方式影响该国民众。”

挪威方面仍然坚定不移不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道歉,但是似乎他们试图以其他方式安抚中国。

2014年,挪威首相厄尔纳·索尔伯格(Erna Solberg)选择不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本人曾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挪威政府首次拒绝这位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会晤提议。

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分离主义者,但索尔伯格女士否认中国直接向她施压不与达赖喇嘛会面。

她当时对挪威媒体说:“我们只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在冷冻关系中停留更长时间。”

“因此,这是向中国表明对我们来说与他们进行对话很重要的必要牺牲。”

最后,在“冷静角”呆了六年之后,挪威得以在2016年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两国为此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声明承认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这一麻烦的根源,挪威政府重申了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和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

它还同意不支持破坏中国“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的行动,北京用这一措辞来指从新疆维吾尔人被大规模拘留到对香港日益强硬的政策的一切事情。

但是,声明里没有一句话指出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是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而不是挪威政府做出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要尊重该国机构的句子。

换句话说,如果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批评北京人士,协议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阻止中国采取类似的行动。

上个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挪威时被问及这种潜在可能。

王毅对记者说:“中国将永远反对任何人将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化和干预中国内政的任何尝试。”

“中国对此的立场是坚定的。”

ASPI认为,澳大利亚不是一定要恢复到与中国相对不利的位置。

他们在报告中建议,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的各国可以通过多边论坛和组成联盟联合起来,共同批评中国的行为。

可以采纳的对策包括联合声明、经济制裁或旅行限制。

该智库建议,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可以采取集体经济安全协定的方式。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对其中一员采取胁迫措施,该联盟可能会对中国采取经济或外交行动。

该报告还呼吁企业开始考虑在中国开展业务涉及的风险增加的因素,因为北京似乎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胁迫性措施。

库里女士说:“修复关系并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再次发生。”

“这似乎是中共随意升降的关系,所以不能保证,如果澳大利亚确实致力于修复这种关系,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澳大利亚受益。”

今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被问及如何评论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莫里森相当有力地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不感兴趣。

他对记者说:“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贸易国家......但是我永远不会以牺牲我们的价值观为代价来回应来自任何地方的胁迫。”

但是,来自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卓少杰博士(Sow Keat Tok)警告说,澳大利亚需要警惕提高赌注,并以最近被拘留的澳大利亚籍记者成蕾一案为例。

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这确实是一个以牙还牙的情况,我们真的不希望事态会进一步升级,所以如果堪培拉降低论调,可能会有所帮助。”

卓少杰博士说,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不应该对中国强硬,而是在进行扩音器外交时应谨慎。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需要谨慎行事......我认为我们采取低调外交策略并不意味着就会牺牲自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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