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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复旦两大组织出现

杨西光
樊建政 董国强
红卫兵内斗
与造反派学生针锋相对,校党委指责谭启泰、欧阳靖是“叛徒”、“从极左跳到极右”。支持校党委的保守派师生则集结力量,发起反击。11日,他们贴出大字报,宣称《紧急呼吁》是“在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挑衅”。12日,他们又贴出《坚决不同意“罢掉复旦党委的官”》《复旦党委是坚强的马列主义的党委》等大字报,批驳造反派学生的观点。历史系的保守派学生还发起签名支持校党委的行动,最后以1,976位签名者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申明“复旦大学党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3日,《红缨枪》其他编委联名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明辨是非》,指责谭启泰、欧阳靖造谣惑众。
然而校党委和保守派势力的反击不但未能震慑造反派学生,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斗志。23日,谭启泰、欧阳靖贴出新的大字报《评“红缨枪”——再论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回应《澄清事实,明辨是非》一文。这份大字报指责《红缨枪》是“保皇党委的机关报”、“王零手中的指挥棒”,在运动中充当了“消防队和情报组”的角色,并把校党委操纵、利用《红缨枪》的真相悉数予以披露。这样的公开交锋,无疑为造反派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个消息传到复旦以后,相互对立的两大“红卫兵”群众组织相继出现。
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名叫“红卫兵复旦大学大队”(简称“大队部”红卫兵)。于8月22日正式成立,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为王鹤鸣。他是历史系研究生,职员家庭出身,毕业于上海中学,1960年入党,时任复旦学生会主席、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深得复旦党委器重。“大队部”红卫兵以支持党委的党团员为主干,其组织形态带有军事化特征,校一级的组织称“大队”,设总指挥部,简称“大队部”。它还仿效共产党的统战策略,成立外围组织“红战友”,吸收非“红五类”社会阶层的子女参加。
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最初名叫“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该组织于8月24日宣布筹建,实际上是一些自发的、各自为政的造反派学生小团体的松散联盟,缺乏统一的组织形态和指挥系统。在如何看待校党委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以劳元一为代表的“揭派”反对笼统地认定校党委是“革”还是“保”,主张“揭”字当头,“彻底揭露党委的问题,至于党委是什么派,揭出来再看”,认为“革命的揭不倒,不革命的一揭就倒,反革命的一揭就完”;以谭启泰、欧阳靖、安文江为代表的“罢官派”则认为校党委的保皇面貌已经彻底暴露,坚决主张罢官;以胡守钧为代表的“砸派”的政治立场更激进,认为“对一切党委都要轰”,又被称作“过激派”。上述三派的组织规模也大小不等,“揭派”人数最多,大约一千人左右,其中不少是党团员,“罢官派”大约有百馀人,“砸派”大约只有几十人。不过在8至10月间,在面临校党委打压和保守派红卫兵围攻的情况下,上述几股造反派势力常常协同行动,互相砥砺,具有相同的派性身分认同。
僵持不下的两派
两派红卫兵组织出现后,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是围绕“八二五”上海戏剧学院串联事件展开的。8月24日深夜11点多,应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的请求,安文江率领复旦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学生1400多人前往该校,与保守派学生通宵辩论,至次日拂晓才鸣金收兵。这次串联是“文革”运动开始以来上海高校造反派的第一次跨校联合行动,立即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26日,复旦保守派红卫兵出面召集大规模学习《十六条》的讲用会,出席者包括上海市委领导、复旦党委领导、校内两派成员和包括上海戏剧学院在内的其他上海高校师生代表。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针对“八二五”串联事件的,其目的在于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市委负责人曹荻秋在会上发表讲话,称“八二五”串联事件中“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会后,复旦校园里出现了不少大字报,说此次串联活动是违背《十六条》的“反革命事件”。29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文章,暗示安文江等人是践踏《十六条》的暴徒。
对于曹荻秋的讲话和保守派的指责,复旦造反派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不但在“八二六”讲用会上坚称“八二五”串联是“革命串联”,是“一件大好事”,而且在会后贴出大字报《毛泽东主义宣判我们无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毛泽东主义宣判了保皇党的死刑》,进一步反驳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进入9月以后,造反派学生又相继贴出《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坚决把复旦党委拉下马——揭开首批周予同的内幕》、《十万个为什么》等大字报,在继续揭批校党委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了市委领导。与此同时,一些赴北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还整理出对于复旦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二十五条意见,直接递交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不过直到10月初,复旦校园依然处于校党委和保守派组织的控制之下。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抢“黑材料”风潮》连载3,《中国密报》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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