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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刘伟伟:我想看看谁让我不自由(三)搭建证据链指证国家暴力

与他交过手的人都知道,刘伟伟桀骜不驯,论述能力强,行动力更强,是那种“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权力给他造成的困境,刘伟伟都如数归还。近十年来,刘伟伟坚持把肉身投入社会冲突地带,展开行动,质问制度权力对个人权益的压迫,搅动政治参与和实践,用他的话说,“我他妈的要试试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活著的乐子”。

刘伟伟大多数的行动直指社会现实,强调对事件的重制与指证。本质上,这承载著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态度。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可以选择的有限,要么同谋要么抗争。在制度压迫与个体权利的较量中,刘伟伟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妈的,决不能共谋啊”。

**搭建证据链,指证暴力与人权伤害**

身处困境的人,组成这个国家仅有的真实。

刘伟伟强调,个体困境赤裸裸,无处不在,更大的难题是,“身处困境的人被忽视、抛弃,言论审查下也没有证据来确定暴力,指证产生暴力的逻辑。”刘伟伟的乐趣和挑战是和这些困境较劲,重新搭建证据链,指证暴力。

北京打工子弟和他们的孩子,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拆迁,数十万人面临失学失业困境。 “这是一种教育制度下的暴力”,刘伟伟觉得有必要瓦解精英构建起来的美好社会幻觉,以艺术方式固定证据。

可是,北京有多少家打工子弟学校、建在哪里、哪些被拆除了、学校有多少人、学校拆除后孩子去了哪里,没有官方数据,也无处查询。刘伟伟把电话打到教育局、北京市教委,要么没有回答,要么说不清楚。他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也没有回应。

刘伟伟只能在网上查,一个个打电话谘询,又一间间学校去实地走访、确定。花了三个月收集、整理资料,制成图片,放在网上,引起关注。经过刘伟伟的初步调查,2014到2016年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有112所,在校人数约65000人,在校学生比2014年少了28000人;到了2018年,在校人数又少了两万人。

按理说,在中国近四十年快速发展的经济成果上,九年义务教育应该可以惠及大多数城镇居民。然而,对非北京户籍的孩子而言,上学仍困难重重。他们看似有三种选择,一是公立学校,二是贵族学校,三是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需要至少30份证件,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几乎办不齐,进不去。贵族学校收费高,非富即贵的人才上得起。其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多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可近年来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大多打工子弟学校也遭拆除,孩子们上学后退无路。

学生失学,家长可能失业,“这么大的不公不义,牵涉这么多人的权益,这么大型的施暴,却不被讨论和追问”。刘伟伟只能自己试图用创造性的事件和行动,搭建一条证据链,“我只能做数据档案可视化,让集权的后果和代价固定下来,作为‘证据’,指证暴力和人权伤害”。

刘伟伟也很清楚,即便有“证据”证明暴力,但要解决问题还是几乎没可能,解决问题需要多方参与,多方配合,还要权力妥协。 “行动给我力量,也给我闷棍。”

但刘伟伟相信,证据链固定下来了,现实中来回较劲,未来就多一种可能,“它对体制随时随地的批判,是实实在在的指证和自我意志的觉醒。”

作者》**费顿** 独立撰稿人,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以及为此付出的行动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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