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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黄晓敏:做客中南海─我给温家宝总理递交申请的前后秘闻(中)

**去北京递交申请书!**

2012年五月下旬,一行五人启程前往北京。其中三人是数次往返于北京的老上访喊冤者,只有我和另一个“链子门事件”的同案,是第一次以访民的身份前往北京。

很有故事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前往北京,在那个时候多少还是有些敏感。我们担心可能会在火车站被拒绝上车,结果毫无意外的顺利登上北去的列车。然后,一路上担心中途会被拦截,最后,我们准时的抵达了北京车站。

到了北京,五个人还是非常齐心的一起去最高院,一起去国家信访总局,一起去公安部信访接待室。两天三地的控诉都是平和、平静、如入无约束之地,既没有被北京官方特殊关照,也没有被所在地政府来电话“骚扰关心”。不甘心的五个人,寻摸著如何才能惊动四川的“父母官们”…有过上访经验的老访民建议,我们还是一起到北京府右街国务院办公地,这样肯定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只有这样才有被重视的压力和效果。

这个建议刚好是我原本想要做的。因为我的E M S快递就是寄到这儿,我想专门去府右街邮局当面询问工作人员,是否是国务院亲自签收,或者是真的被工作人员亲自送到国务院办公地,有国务院内的工作人员亲自签收了我的快件。

五月底的北京,明显有增加警力的迹象。员警、警车和临时执勤网站,随时随处可见。我们全当新鲜事看,抱著好奇的心态,游走在北京长安街和府右街的连结交汇处。越往府右街的北段行走,越接近国务院首脑的办公驻地,越发现有更多的普通员警和全身防护的防暴员警。我的眼睛和心思,主要放在府右邮局,一路慢慢地走,不停的向路边行人询问。果然在路人越来越少的地段,看见了府右街邮政代理点。我安排其他几位先在原地等我,等我打听到快件签收的具体资讯后,再决定下一步何去何从。

向服务点工作人员确认是由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亲自签收的明确资讯后,我马上离开邮政服务网点。结果一出门就看见四位同路,被三位不认识的员警和便衣人员团团包围,正在询问身份,和目的等等资讯。随后,我们一行五人被安排在一个临时执勤点,吩咐有人会接待,并回应我们的关切。就在我们等待揣摩会是怎么一个情况的时候,一辆大型豪华警车开到我们身边,不由分说,毫不客气的强迫我们进去。先是送到府右街派出所登记备案,然后再和全国各地的非北京流动人员一起送往收容中心久敬庄。

**从久敬庄转送成都驻京办**

又一次的登记搜身和安全检查,再将每个人携带的各种资料流览翻阅。这个过程非常迅速和简单,大多会退给当事人,很少会被工作人员截留,顶多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我给温总理的申请信就在他们拿走的材料中。约莫两个小时后,一个中年工作人员,喊我的姓名,将我约到一个空旷无人的房间内,询问和查看了我的姓名与证件,接著,语气温和的说,“给国务院温总理的申请信,是你自己写的吗?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你认为你的行为可取吗?”其次还问了刑事案件的大致情况,最后说了一句,“申请信我们复印了一份,原件还给你。也许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帮你再转递给有关部门。”当夜,我们一行五人被成都驻京办集体带走安排到成都驻京办事处。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成都驻京办两个工作人员,主动来到留宿处,热情的向我询问和索要申请信,诚恳的说,“学习,学习。”我毫无猜忌的迅速拿出来递交给他。几分钟快速阅读后,他说,“写的很好嘛!你还是仔细观察深入思考之后,认真下笔的真实心情感受啊。”我听了以后也很高兴,又认真回应了一些内幕争论和探讨性的话题。他似乎更关心我为何走到与体制对抗的心路历程。我则是眉飞色舞的讲了一大通往事,说起“六四、腐败、体制、制度”等概念,他的脸色开始变得不自然,显然不愿再听我说下去。找了一个“还有工作要做”的理由,便终止了这段谈话。

事后,几位老资格的上访维权市民,高兴地和我们分享这次来北京的“文明礼遇过程”。说是不仅态度好、吃得好,就是处理的方式也很宽松,除了尊重每一位上访的弱势个体,还主动地关心每个人的案情诉求,并提出一些纯属工作人员个人的见解和方案,令他们非常意外,更增加了维权的信心和希望感。

**配合沉默 仍是一场空**

因为马上就是“六四事件”敏感管控周期,驻京办将我们几位按照属地管理的传统方式,分送给不同的行政机构,将我们安全愉快的送回成都居住地。同时,对我提了一个额外要求,在未来十天内,不准将北京上访的细节发布到自媒体上,不准在六四那天与成都敏感人士进行群体集会活动,不准发表可能和政府产生对抗,带来不稳定的煽动性语言和蛊惑性煽动资讯。我考虑到北京此行,各地政府释放出很多善意举措,在精神上,憧憬著可能会带来一次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和身份变化的重大契机。于是选择接受对我的要求和短期配合方案。

没有想到,过了所谓的敏感期,成都政治保卫员警再一次登门,对我警告劝诫加训令,给了当头棒喝!令我揣摩不透的是,为何我们的政治环境是这样的瞬息万变?!

作者 》**黄晓敏**,出生于新疆喀什,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行政工作,也当过党校教员。1995年被体制开除到成都自谋生路。因长期参与维权活动,三次被拘、两次被判刑。目前是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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