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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微信引发谣言风暴 澳洲华人志愿者发起辟谣行动

“澳洲出现新传染病!症状和新冠相似......”、“澳洲突然对美国翻脸......”、“今天,澳洲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这些在疫情期间出现的耸人听闻的标题似乎已经见惯不怪。

这几篇澳大利亚华人海外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最近都被列入了“澳洲华人事实核查”小组一篇名为《华人公众号谣言三套路》的文章中。

这个事实核查小组是今年四月在吴倩(化名)的号召下成立的。

吴倩生活在墨尔本,国际政治学专业刚刚毕业不久。

她的这个事实核查团队由447名志愿者组成,多数成员都生活在澳大利亚。

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全球范围内用户人数最多的社交媒体前十位中,一半都是以中文用户为主的软件,其中包括用户超过12亿的微信。其他的四位分别是抖音、QQ、微博以及QQ空间。

在吴倩看来,华人群体中谣言比较多算得上是她个人长期以来的感受,但今年的疫情更是成为了谣言的“导火索”。

“经常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辟不掉、辟不干净的谣,它会不断改头换面在各种公众号里反复出现,”吴倩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在《华人公众号谣言三套路》这篇文章中,前文提到的前两篇华人公众号文章都被归纳在套路一——“混杂不同英文报道,编出新的故事”中。

“公号洗稿的过程中,不同英文媒体之间立场的区别,以及报道的不同视角统统丢失了,只留下了一个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华人事实核查这样写道。

除此以外,文章还总结了另外两个公众号谣言套路——“援引不可靠信源”和“更改报道原意”,借此希望“帮助大家提高鉴别新闻能力”。

“事实核查”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和脸书主页,在看到不确定真伪的信息后,组员常常会发起讨论,共同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在管理“事实核查”群组方面,吴倩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似乎不是如何核实信息这件事本身,而是如何让大家理解“事实核查”微信群不允许交流观点这条“群规”。

事实核查小组在微信群的群规里明确写出了“本群旨在提高大家核查事实的能力”以及“只印证客观事实,不讨论观点”的要求,对于违反这条规定的成员警告三次后会被移除。

不过每隔不长的一段时间,小组的微信群里都会有人因为有观点性的发言被管理员警告或是自己主动为此道歉。

吴倩介绍说:“群里有非常多不一样立场的人。有非常爱中国的、有非常爱澳洲的、有非常喜欢川普的也有反川反的不得了的。”

“不许说观点,因为政治光谱太广泛,说观点就吵疯了,”吴倩这样解释这条规定。

对于使用微信这个有着严格信息审查机制的应用程序进行沟通和信息发布,核查小组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并建立了微信和脸书两个平台发布核查的信息。

“有一些信息具有敏感性。我们不会回避对这些信息的核查。微信公众号将发布我们认为相对不敏感的信息,”事实核查小组在自我介绍中这样写道。

用户体量庞大的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其实也有自己的辟谣平台,在微信程序的搜索栏里可以找到“腾讯较真辟谣”以及“谣言过滤器”等小程序。

在“谣言过滤器”这个微信官方建立的辟谣公众号中,截止完稿前,8月最新的十条辟谣信息中,八条都是和健康和食品相关的错误信息,完全没有任何与政治相关的的内容,甚至社会新闻的辟谣内容都只出现了一条。

吴倩认为社交媒体官方进行辟谣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微信却鲜少辟谣涉及政治的新闻。

“微信较真平台其实可以在你看过的文章上打上印章说这个是假的,或者是给所有看过的人发通知,这是最好的机制,但是它不用,”吴倩说。

不过吴倩补充说,这种机制有的时候确实也用不了,特别是一些官媒或政府部门的文章,微信“怎么可能”辟他们的谣。对此她提到了事实核查小组所做的关于哈萨克斯坦肺炎的辟谣文章:哈萨克斯坦肺炎怎么就传成了不明。

网友断桥也常常在事实核查群里参与讨论,在他看来,辟谣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谣言有自己的叙事模式和倾向。辟一个谣言容易,但叙事模式仍然存在,尤其在某个叙事模式有官方“撑腰”的时候就更加困难。

对于断桥提到的“叙事模式”问题,吴倩也认同。

“很多的叙事(narrative),像疫情到底始于什么时候,中文媒体圈有非常大的动机(motivation)去把这个疫情往前推。最好就是推到2019年年初。这样的话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假新闻,而是一个叙事方式和结构。这个叙事结构是符合中国目前本地治理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吴倩这样解释。

吴倩接着又说道:“中国的媒体圈和澳洲或者说美国的媒体圈是有区别的,我不是说中国的假新闻就更多,它整个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假消息(disinformation)是出于某种议程设置(agenda)故意造假。中国有中国的议程,美国有美国的议程,澳洲有澳洲的议程。”

早在2002年,断桥就开始关注网络谣言的问题,甚至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网络专栏《忽悠的原理与技巧》。

对于谣言的产生,断桥认为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需求。

“网络进入微博时代之后,普通创作者的流量可以开始变现了。谣言作为最好的引流器有了商业价值。社交网络的结构模糊了信息源(尤其是微信),令造谣很难得到信誉上的损失,却能够得到钱,”断桥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网络不实信息的传播学高级讲师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说:“资讯失序的问题分解成三种情况来理解更容易些,包括‘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

“大量假新闻因为新闻的政治经济性以及社交媒体特性而产生:情绪化、单纯为了博取点击量简单紧抓叙事的夸张内容,在一些情况下,叙事中还混杂了其他动机(motivations)和受众已经形成的观念,”格雷厄姆对ABC中文说。

在格雷厄姆看来,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制造了谣言爆发的“完美风暴”。

他列举了三个疫情期间典型假消息的例子:“由中美策动的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说法;5G网络导致新冠病毒传播;以及比尔·盖茨利用新冠病毒作为掩护,开发疫苗秘密向人体植入芯片以便政府对人们进行监控追踪。”

“这些阴谋论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但都成为了很多国家主流新闻的重要内容,政治人物在新闻发布会和社交媒体上都为这些观点的产生提供的养料,”格雷厄姆说。

而对于微信这一中文平台上的谣言,吴倩说华人公众号虽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生活讯息,但是公众号本身的信息很多是直接“抄”了主流媒体的新闻。

“他们抄的过程,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刺激,第二为了符合微信的审查需求,以及符合华人自己想看到的新闻需求,他们会对这些文章进行改编。这个改编的过程就是丧失了不同的叙事的过程,”吴倩说。

“你在微信上看到的澳洲的新闻和你在其他平台上看到的澳洲的新闻是有差异的,如果你生活在澳洲你只看微信的新闻不看其他平台的新闻,那你对整个澳洲社会的认知也是有差异的。”

虽然积极建立了华人群组对眼前看到的不实信息进行辟谣,吴倩自己对于辟谣的未来能有什么样的成果却有几分悲观。

“我都不觉得我这个小组能有什么用。 谣言是有形成机制的,就像信息是有形成机制的。一个传言从被诞生,到传播到被确认是真是假,这一套网络就不是靠几个特别好的媒体在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在“华人事实核查”的一篇自我介绍中,他们这样描述自己成立的初衷:

“身为夹在中西不同叙事方式之间的华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我们可能比其他人群更容易获得不同角度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更容易获得真相。”

而对于不仅仅靠中文公众号获取信息,同时也阅读英文媒体的华人群体,吴倩则比较担忧大家实际信息的获取情况,以及是否会因为不了解英文媒体的生态而产生误读。

她表示:“如何看英文新闻,如果理解不同英文媒体的议程,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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