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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日媒专访 谢长廷:台湾实行民主有利防疫

驻日代表谢长廷接受日本“日经商业”周刊专访的内容14日刊出。谢长廷表示,这次俗称武汉肺炎的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台湾防疫有成受全球注目,最重要的原因是实行民主。

对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的防疫,中华民国彻底实施入境检疫,截至7月27日确诊病例仅462例。政府运用资讯科技(IT)、生产贩售口罩及打击假新闻等独特的防疫管理体制,被称为“台湾模式”,受到全球瞩目。

谢长廷受访时说,有人认为防疫必须确实隔离感染者,如果是独裁国家可能效率高,但从台湾的事例可知,民主国家也可以封锁疫病。这次台湾可将疫情损失控制至最小,最重要的原因是实行民主。

谢长廷说,在独裁体制下,不利政府的讯息会遭到隐蔽;但在民主台湾,行政院辖下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下午2时召开记者会,用正确的资料公开说明疫情(因已逾2个月未出现国内感染者,记者会改为每周召开一次)。

谢长廷说,2003年源自中国广东省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东亚各地传播,经由香港传入台湾,造成台湾有73人死亡。当年,台北市的医院内发生大规模院内感染,民众恐慌,也发生抢购日用品的现象。

台湾从SARS的防治经验学到3件事。第一是彻底监视新型传染病的动向。何时、何处、发生何种型态的传染病,除当地官方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见解外,也利用自己的管道搜集相关资讯。

第二是迅速公开所搜集的资讯很重要。第三是超前部署、确立防疫体制。要建立针对从疫区返国者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入境前后迅速隔离、加强检疫的管理体制。

政府为了使政策能迅速执行,改变指挥系统,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赋予指挥监督各部会的统一权限。指挥中心除了传染病预防及监控外,也有征用必要物资的权限。

记者问到“国家有强制力的权限,民众没抵抗感吗?”谢长廷回答,透过SARS的经验,民众了解到疫病的恐怖,与疫情扩大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社会活动所形成限制的代价相较,民众认为须容忍自由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

他说,民主社会如果没有民众如此高度的团结力、责任感及合作的意愿,就无法防疫。政府资讯公开,可获得民众信赖,愿意配合防疫。

17年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流行时,假消息使得民众不安,也影响对政府的信赖。这次疫情,政府特别加强心力在网路假消息的应对上。除了记者会外,也积极运用社群网站反制假消息、传播正确的讯息。

例如,台湾推动口罩增产时,有谣言称卫生纸将缺货。政府于是制作简明图表,说明不织布口罩的原料是台湾产,卫生纸的原料是短纤纸浆,主要从南美洲进口,并以“咱只有一粒卡臣”标语并附上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拟人卡通,呼吁民众勿抢购、囤积卫生纸。

台湾从1月23日出现第一位感染者后,民众抢购口罩,政府翌日禁止医疗口罩出口。1月30日开始征用国内生产的口罩,并建立涵盖全国的供销体制。2月6日实施以国民健保卡购买口罩的实名制管理方式,在指定药局每人每周限购2枚口罩,口罩统一订价等措施。

谢长廷认为,口罩库存地图软体及对抗假消息的方法等,在防疫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点子。与民众对话及资讯公开上灵活运用IT,并适时表达幽默,是因民主社会才能有此表现。

他说,台湾这次防疫基于2003年修正的“传染病防治法”建立对从疫区返国者及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实施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等机制。为此,政府与电信业者合作,设计出一套居家检疫与隔离对象的监控系统。

问到“以民主方式运用IT力量,需注意什么”时,谢长廷回答,平等与自由等民主重视的价值须有一定的规范配合,其间的平衡很重要。台湾运用IT技术,确保资讯公开透明与正确,目的是为了让民众愿意接受规范。

他认为,要成功防疫需要政府与民众合作,目前各国都还在摸索防疫之道。这次防疫过程中,台湾强制执行“搭乘公众交通工具须戴口罩”的规定,而日本不用制定强制性法律,民众就主动在搭电车时戴口罩,这点令人非常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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