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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怎么办?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在1990年就已经提出废除死刑的相关讨论,但是多年以来却因为社会争议,难以推动。

中研院“社会意向调查”从1990年代到2016年之间,持续调查民众对死刑的看法,显示反对废死的民众高达8成左右。

台湾官方在2017年两公约国际审查会议中表示,要重启逐步废死的讨论;但是在2020年4月,蔡英文政府执行了任内第二次死刑,处决死刑犯翁仁贤。国际特赦组织7月呼吁,台湾当局应暂缓执行所有死刑,并且推动废除死刑。

台湾主流媒体在死刑案件上,多聚焦在被告残忍的犯罪手法,以及支持判处死刑的被害者家属发言。至于其他意见的被害者家属、反对死刑的人士与团体则时常受到公共舆论挞伐,死刑犯家属更是鲜少受到关注。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是少数从死刑犯家属角度切入讨论的记录片,上映前就已获得许多关注,德国之声专访本片导演李家骅,听听他拍摄这部片的动机,与他对死刑的看法。

**德国之声:怎么会想拍这部片?**

**李家骅:**当初要拍,最简单的就是我想谈死刑到底是什么。其实台湾的媒体上也有非常多跟死刑相关的讨论,可是你其实看那些名嘴或者是媒体在节目上的采访,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死刑是什么,他们就乱讲,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既然你们都可以乱讲的话,那么我就找真的懂死刑的人来跟台湾社会说,死刑到底是什么。

**德国之声: 你的想法跟台湾主流民意或是支持死刑的被害者家属好像不同。**

**李家骅:**在2008 年之前,我的想法跟他们也一样,我也觉得说受害者家属需要死刑,需要加害人被处死,但是如果你去做更深入的阅读跟理解你会发现,受害者家属需要的“不只是”加害人被处死。受害人家属其实真正需要的可能是经济支援、可能是心理咨商、可能是法律服助。但是相对的,我们在这些层面上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我们都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照顾到受害者家属的人权、我们要帮助受害者家属,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去思考受害者家属实质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德国之声:拍完这部片对于加害者及其家属有什么新的看法?**

**李家骅:**我们其实忽略掉加害人家属其实也遭逢很重大的创伤。这一次应该是很具体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对台湾的司法和狱政有一些期待的话,我认为我们不能去除最人性化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用标签的方式在看这些人(加害者),我们不愿意把他们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善,就是我们对于监狱跟司法的态度。我觉得要不要废死是一件事情,大家要学会看人的时候不是只用单纯的重刑犯的标签来看他们,要理解他们有血肉,他们有感情,他们有家属。

**德国之声:试映时有遇到观众挑战吗?**

**李家骅:**有一个大哥,他就直接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只在意加害人的权益,不在意受害人的权利。我就觉得太棒了,有这样的问题就你就有澄清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互动都是好的。我就很明白跟他说,这位大哥你刚刚讲的那些NGO 组织,其实我们都替受害者家属做了很多思考,甚至​​是大家所谓万恶的废死联盟,他们也办被害人家属办研讨会,他们甚至帮被害人家属出书。他们做了好多好重要的事情,可是大家没有看见。我觉得这就是2008 年之前的我,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可能也会很膝反射地说,你们就是只帮加害人家属争取权益。

**德国之声:你讲的内容台湾司法单位应该都知道,为何台湾还无法废死?**

**李家骅:**我们非常依赖选举的结果,所以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是不敢得罪选民的。不管是蓝绿,历来的政府从2006 年以后台湾就已经宣誓要逐步走向废死,可是我们只要一遇到民意的压力,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都扛不住。我会认为一个有guts (胆量)的政治领袖,应该要是有带领整个国家往前走的魄力。如果什么东西都要用民意来当基础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政府了,我们全部都公投就好了。全世界现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当中,当初废除死刑的时候,国内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的,几乎没有例外。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我觉得国情不服这个这个理由没办法说服我。

**德国之声:拍这部片的目标是什么?**

**李家骅:**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观众看完以后,会想说原来这个制度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我在下判断之前,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功课。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样我就很感谢了。
*访谈因为篇幅限制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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