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我的频道

[两岸] 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 ─《11封信-关于刘晓波的至情书简》的〈译者后记〉

编者按:《11封信-关于刘晓波的至情书简》是日本学者及川淳子模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口吻,给朋友、学生、长辈、天安门母亲、以及给他最爱的妻子刘霞写的11封书信。今年七月刘晓波逝世三周年时,本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译者刘燕子老师在本文中介绍了近年来“刘晓波如何在日本被阅读,被认识”的相关情况,文末并对本书得以在台湾出版表达谢意:幸好有台湾,“中文世界不至于只有一种声音”。

**初见淳子**

初见淳子,应是2008年3月。

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前一年被译成日文在川端幸夫先生的集广舍出版。我陪章先生从大阪上京,一来去上野公园看樱花,逛美术馆,会朋友;二来参加关东方面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与媒体人举办的该书研讨会。

会后,照例在居酒屋小聚。淳子坐在不打眼的角落,热心地为章先生翻译。伊始,我误以为淳子是遗华日侨的后代,用北京官话来说,淳子的中文说得“倍儿溜”。二战后,遗留在中国东北(原满洲国)的日侨有一百四十多万人,战后陆续回到日本。不过淳子是地道的日本人,她的家乡在本州东北部的宫城县,古时属陆奥国的一部分,1600年伊达正宗于今天的仙台建造仙台城,市民爱称其为“杜之都”,广濑川河畔、青叶山的郁郁葱葱使得仙台被翠绿包裹起来。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震灾时距离震央最近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遭到巨大的海啸袭击,宫城一县死亡以及失踪人数接近11000人。后来我听淳子说,她的同学和亲戚中好几人丧生,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深陷巨大的悲伤之中。

那次会上还有矢吹晋教授同席。矢吹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者,早在1989年即出版三卷《中国危机》;“六四”一周年出版《天安门真相》上下两册。2011年,他与加藤哲郎先生,淳子一起出版了《刘晓波与中国民主化的行方》(花传社出版)。

淳子的论文后来结集出版--《现代中国的言论空间与政治文化》(御茶水书房出版)─谈的是关于中共党内自由派李锐以及他周围一直呼吁民主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干部群体的形成,他们在历史巨变中发挥的作用,与《零八宪章》的互动。淳子从高中就开始学中文,大学本科期间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留学,纯正的发音使得淳子成为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台广播学习中文的教师。2019年,天安门流血事件三十年祭,我们一起合作出版《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中文》时,台湾的年轻播音员育伟义务帮助朗读录音,使得本书成为一本既能学习中文,更能了解同时代的中国历史与公民运动践行现场的课本。

**刘晓波与日本**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到日本,我正在大阪参加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的“怀德堂讲座”,子安先生问我是否知道刘晓波?我告诉子安先生,2007年3月,在北京的万圣书园,我同刘晓波见面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研究中国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一直关注被沉默、被遗忘的声音。后来同留日学人一道创办中日双语文学刊物 《蓝·BLUE》,主编日文部分,译编《海外流亡文学》、《中国地下文学》专辑。2006年出版了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日文版(集广舍)。那次我邀请川端先生等日本朋友一道去北京,廖亦武特意从四川赶来同我们见面,向我们介绍了刘晓波。

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我在老家湖南,患肺结核住院治疗。我母亲几乎每天来医院给我送炖的各种土方子营养汤,告诉我学生与市民运动状况。跟很多人一样,我知道刘晓波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后期,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性批评-与李泽厚的对话》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六四之后,《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大批判文,后来印成小册子分发大专院校当作思想教育的材料。

批判文引用刘晓波的话:“我从回国后,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那时,对我们这些偏远地方院校的师范生来说,出国留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我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想办法出国,他却从国外跑回来萤火虫扑火,真是不可思议。

在万圣书园,晓波同我们谈了整整一下午。书店刘老板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刘晓波在秦城监狱(位于北京昌平,中国著名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的狱友,经历三年多牢狱生活之后,创办了这家书店,现在已经成为北京自由思想与自由知识的地标。本书《11封信》中的第二封,就是给这位老朋友的信。

结巴子刘晓波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谈到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流亡日本,谈到支援中国新民主革命的日本志士,到当时的小泉政权;从他的家乡日治时代的“新京”(今天的长春),居民享受的煤气暖气到日本人留下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全国重工业基地,从七、八十年代中期自己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外来文化的洗礼,尤其是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生死恋》、《幸福的黄手帕》以及电视连续剧《阿信》、《血疑》、《排球女将》……,原来结巴子并不结。

那时刘晓波刚刚完成20万字的《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其中重要的一章是《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他批评中国走火入魔的反日民族主义“已经可悲到弱智的程度”;同时他也对日本政府的只谈“价格”,不谈“价值”的对华外交功利主义也提出尖锐批评。

刘晓波说非常信任日本人的诚实。他举了其中一例:1992年,北海道大学的野泽俊敬教授根据《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为底本翻译出版了《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德间书店出版),但此时刘晓波出狱后回到大连的父母家中,外界没有他的消息。译者和出版社多方打听找不到他,若干年后知道这件事后委托一位朋友去德间出版社询问,出版社迅速将版税如数送到他手里,而且附带一份言辞恳切的道歉信。晓波说欧美的媒体常常未经同意翻译和出版他的文章,当然自己被封杀的声音能够由有心人翻译传到国外就已经非常感谢了,但是从未见过像日本人这样诚实和守信用。

而帮助沟通此事的正是淳子和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

“万圣”谈话期间,刘晓波与廖亦武鬼鬼祟祟跑出去抽烟,嘻嘻哈哈一阵,回来后一脸正经地拜托我翻译和出版他的书,说也许“墙外开花墙内香”。

六四之后, 刘晓波作为教师已经被剥夺讲台授课的权力;作为公民,在北京连暂住证都没有,是“黑户”;作为作家,除了香港、台湾、欧美等少数华文媒体之外,在内地已经完全被消音,被蒸发了。

我告诉他,在日本,中国文学只是极为小众出版,很难进入大众商业流通的管道,遑论政论。即便有心人愿意义务翻译,出版社认同出版意义,哪怕非盈利地出版,版税肯定是清汤寡水。刘晓波说,没关系,跟老廖的书一样的条件就可以了,卖得出去的话再结算,主要想听到日本读者对自己写作的回馈。我非常理解对一个以保持独立思考写作为生命的个体而言,听不到任何读者的回馈之孤独。

1949年之后以革命的名义公然焚书、禁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罚以苦役,不计其数。大批知识人无家可归,张爱玲离开上海之后三十三年,到去世都再未踏上故土;文革期间,音乐家马思聪受尽凌辱,以偷渡的方式成功逃亡境外,并在美国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六四之后,中国知识人更是成批流亡,不仅仅是专制制度不容忍自由文学,更是自由文学无法容忍丑陋的专制制度。而刘晓波明白为表述的自由,唯有流亡,但又深知“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之切肤之痛,放弃了逃亡,成为在自己祖国大地上的“失踪者”。

川端先生的出版社在九州的福冈。在日本,大东京“一括中心”,尤其在出版媒体方面,全国约三千家出版社主要集中在东京,东京以外的城市大概都可以被称为“地方”,就像法国,似乎只有巴黎。

川端先生年轻时因为痛恨社会的不公,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权,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文革的浪漫幻想与共鸣而加入“中国书店”。林彪摔死温都尔汗,六四时“人民解放军”对人民开枪,“中华大一统”旗号下对弱势民族的土地与文化的蚕食,像很多左翼知识人一样,他的心脏连中机枪;以后他开始重新反思与调整自己的“中国观”,在纸媒出版的困境中,仍然出版了很多有意义的书,包括王力雄、唯色、余杰等人的作品。川端先生向刘晓波表示,先找大咖出版社,如讲谈社、文艺春秋、新潮社、岩波书店,如果大咖出版社不肯出版的话,自己一定尽力。

紧接著,刘晓波的“轰炸”已经先于我的脚踪炸满了我的邮箱, 以后,他每每发表文章就打包“轰炸”我。但那时我仍专注于学院式的文学研究,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信,直到2008年12月他再度失去自由。

**刘晓波的书在日本的出版状况**

子安先生从集广舍的网页上读到淳子关于中国自由知识人刘晓波的连载,回到东京之后,立即同学术书店藤原书店联系。一个电话,我匆匆上京。在西泰志编辑的努力下,我主持编·译《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本书是中日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淳子除了翻译刘晓波的文章之外,《零八宪章》,以及部分签署者的《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还撰文介绍《关于刘晓波》。

子安先生将在《序言》中指出:中共恐惧的是,刘晓波背负著天安门死者的声音与支援《零八宪章》的生者的声音,并且将二者合一。以后,子安先生提出“刘晓波,作为我们(原文“我们”二字加墨点以示重视)的问题”。

2009年藤原版的这本书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日本读者比较完整地了解刘晓波六四之后艰难的心路历程、思想与实践以及《零八宪章》意义的重要读本。

同年,子安先生与高桥顺一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淳子和我都作为与谈人参加。

2011年,藤原书店在其综合学术季刊冬季号上推出《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除了日本学者以及媒体人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刘霞的诗歌;丁子霖、蒋培坤、余杰、徐友渔、王力雄、张博树等人的文章。

后来集结成书《“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中国民主化抗争二十馀年》 ,书腰上话:“日中关系的未来在民间!真正的‘日中友好’是什么?‘刘晓波’是我们的问题。忘却天安门事件,是‘日中友好’吗?为什么‘亲中’就不能批评中国的现行体制呢?长久以来的“亲中VS反中”这种僵硬的二元对立思考方式囚禁了我们的对中认识,同样体现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问题上。“天安门事件”究竟意味著什么?《零八宪章》究竟意味著什么?中国的近代化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此,拷问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与对于邻国国民的应有姿势”。

2010年11月,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颤栗的抒情与恸哭的诗歌》评论,介绍刘晓波的诗与其生存美学—来自坟墓的诉说:“尽管十二年过去了,但那个被刺刀挑起血腥的黎明仍像刺刀尖一样,扎进我的双眼。从此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带著血污,乃至于我写下的每个字的每一笔,皆来自坟墓中亡灵的倾诉”,(给刘霞的《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

九州的另外一家文艺出版社-书肆侃侃房的老板、诗人田岛安江女史看到后找到刘晓波和刘霞的诗歌,与人合译他们夫妇的诗集《牢里的小耗子》。

晓波去世之后,我和田岛女史合译出版了刘晓波诗文集《只身面对大海》,收录了自1990年到2008年5月每年悼亡天安门受难者的诗歌以及散文诗《只身面对大海》,刘霞的诗集《毒药》。此外出版余杰的《刘晓波传》日文版。

**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

2013年,大赦国际日本分部在东京与京都分别举办了刘霞的摄影展,并出版她的摄影集《沉默的力量》,淳子在本书中写了一篇《霞姐》,“霞姐,年轻的朋友们这样亲切地喊。记得我们一起吃饭,电邮的来来去去中,我这样称呼她时腼腆的微笑。是的,静静的,有点儿羞涩的,总是那张笑脸”。

在刘晓波入狱,死亡,在刘霞不自由的日子,淳子不断地在发出声音。

这些年,淳子的主要致力于当代中国自由知识人的研究与翻译。不久前收到她的新书《六四与一九八九—怎样应对习近平帝国》(与石井知章教授合编·白水社出版)。

在日本,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研究与呼吁的集会上,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这些年,我的朋友们,或狱死,或流亡;或正在流亡的路上;或因为有损“伟、光、正”的光辉形象,不允许出境,或被吊销户口,成为在自己祖国的流亡者。

身边的日本朋友,只要关注中国底层百姓的基本人权,公民运动,图博特(西藏)或者东土(新疆)问题,就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或在中国遭到麻烦。

2019年,国立北海道大学的一名研究中日现代史的教授受中国社科院的邀请去北京,在旅馆被带走、拘留的消息震惊日本,尤其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界。

该教授在前一年还应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邀请,在近代史研究所做过研究报告,中国还出版过他的论文。

他并非“右翼、保守”派的学者,也不是“嫌中”、“反中”人士,他只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学者。

尽管自2014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以来,已经有十几名日本人被拘留或被判刑,大都是公司职员,也有“中日友好协会”的人。前后也有在日华人学者的“失踪”。只是未能引起媒体与企业的重视,也没有企业与学界的沟通。

而这次,日本中国研究界的学者们终于发出抗议中国政治干涉学术自由的声音。

也就是说,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本,以普世价值和客观公正研究近现代中国,正在成为“高危”行业,同样必须自我审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了。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敏感”区域,重者被扣上“间谍罪”,轻者不允许入境,田野调查和实地访问无法完成,学术生命意味著终结。

淳子,只是默默地耕耘。她在大学开了一门关于“刘晓波”的研究课。

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和淳子多次在同一本书中,在同一次纪念会上“相遇”。

尽管我出国多年,但我的老父母仍在故乡,成为我的牵挂;而在日本,关注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弱小民族的权益,很容易被贴上“右翼”或者“左翼”的标签,研究与写作只是孤立无援中孜孜前行。当我感到无力与哭泣的时候,淳子总是寄来一页美丽字迹的信笺,“燕姐,我们也许微力,但并非无力”,外加一盒美味精致的点心。

谢谢你,淳子,谢谢你同我们一起,在泥泞的路上,吹同样风,淋同样雨,谢谢你,与我们在这个时代“一期一会”,我们更懂得邻人的意义,朋友的意义。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好友MZ,谢谢你为本书(还有其他书)牵线搭桥,任何时候,你总是给我暖心的鼓励和慰藉。正如淳子说的,从台湾朋友身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浓浓的人情和贴心。

谢谢秀威出版社的理解与支持。

谢谢郑伊庭,许乃文编辑,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虽然我们近在天涯海角,但仍能通过SNS对本书讨论、斟酌。

感谢台湾,幸存台湾,中文世界不至于只有一种声音。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原文连结明镜声明DMCA 政策

相关新闻

猜你喜欢

六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