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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深入墨尔本重症监护室 揭露医患与新冠的殊死一役

在口罩、头罩和一次性防护服的背面是富士贵医院(Footscray Hospital)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深深的疲惫,但普通人却不可能看见。

研究护士山姆·贝茨(Sam Bates)对《七点半》节目(7.30)表示:“整天穿着所有这些装备让你感到劳累。”

“戴着这个口罩和头罩使我头疼。

“但是你经常忙于工作,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开始对你的身体产生多大影响。”

贝茨女士不是在抱怨,她只是实话实说。

这里的员工很少抱怨,即使在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之后。

重症监护室副主管福布斯·麦加恩(Forbes McGain)医生对《七点半》表示:“当你休息时,通常也会是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们必须彼此隔离。”

“然后你回家,你希望家人不要从你那里感染新冠病毒。”

晚上《七点半》探访了墨尔本西部的富士贵(Footscray)医院,当时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和医生有三名患者,还有一名“ 新冠疑似”患者,即“sCOVID”患者。

麦加恩医生指着一名年迈的男子说:“这名病人病情严重,正如你所见,他正在上呼吸机。”

“他的病情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呼吸机,那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情况。”

三天后,那位患者去世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冠病毒患者临终时会有一名护士在旁,但没有家人的陪伴。

如果家人需要,护士可以通过视频电话让他们与亲人告别。

贝茨女士说:“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很快就要满了。这的确开始让人感受到冲击。”

“这令人沮丧,真的。我感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很焦虑。”

这里的病人靠呼吸机存活,并被塑料气泡罩罩住,为工作人员增加额外一层保护。

这种头罩是由医院和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的样板,可以捕获传染性颗粒,然后过滤空气,从而让医护人员得以安全地呼吸。

麦加恩医生目前承受不起失去任何人员。

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名员工出现阳性,那么你就要确认出曾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然后最终将他们全部撤离岗位14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护士非常注意这个病房里发生的一切,从病人健康之类的大事,到擦拭他们传递给别人的每件东西这样的小事情。

他们耳朵后面的皮肤发红且发炎,那是由于口罩上的松紧带无休止的磨损造成的。

现在,维多利亚州的社区传播率高于第一波疫情时期,这是这里的医务工作者担忧的事情。

每天确诊的新病例越多,大约两周后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也会越多。

麦加恩医生说:“我认为现在感染COVID-19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有更多人被送入各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这对于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护理和医疗以及其他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额外的重负。”

重症监护护士考特奈·比森(Courtnay Bisson)感到压力,但现在还不太担心,三月和四月对她来说已经是一次预演了。

她说:“我认为仍有一定的担忧,因为我不觉得我们已经达到第二次病例激增的顶峰。”

“但是我认为我们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正在以最安全的方式做所有事情,而且我们都相互支持。”

重症护理人员被归入“一线工人”类别,但如果有的话,他们更像是最后一道防线——你不希望越过的终点线。

这不是我第一次由于COVID-19而进入重症监护室。

区别是这一次我不是医生担心的那个人。

三月份当我感染了COVID-19时,我的类似流感的症状与我现在所见到的患者的症状相比完全不同。

测试呈阳性四天后,我被送入了悉尼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重症监护室,以进行肺部X光检查和心脏扫描,作为一项额外的预防措施。

我的血氧水平没有改善,我的心跳很快,这令我所在的隔离酒店的护士感到担心。

尽管呼吸急促、胸闷和些微发烧,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医院,但我不能与护士的逻辑抗辩。

护士告诉我:“那里有床位空着,所以你要去。”

“而且由于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最好你去那里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我在重症监护室只住了一个晚上,在普通的COVID-19病房里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就被送回之前隔离的酒店。

我的出院文件说,我咳嗽、发烧和轻度缺氧,当我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氧气时。

但是,我从来没需要任何大家伙,例如呼吸机。

我的COVID经历令人痛苦,但与富士贵医院那名男子的经历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他是澳大利亚少数没有活下来的人中的一部分,接受重症监护的COVID-19患者中有85%康复了。

在英国,这一数字为60%,在美国仅为30%。

我发现该统计数据比这次疫情中的其他统计数据还要可怕。

你所处的地方以及你的国家是如何应对这场疫情的,成为决定你是生是死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即使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仍然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过去一周,我在墨尔本一些最大的医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和研究人员讨论他们如何在第二波疫情中更充分地准备好帮助危急重症患者。

由于在冠状病毒似乎已经消退的几个月中提出并批准了一系列临床试验,现在有更多的治疗选择。

希望这些能给危急重病患者提供许多以前的患者没有的一线殊死搏斗的机会。

在墨尔本的圣文森特(St. Vincent)医院,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血液稀释药物肝素的使用,以尽快使人们脱离呼吸机的帮助。

负责这项研究的重症监护医生巴里·迪克森(Barry Dixon)解释说,在呼吸机上的COVID-19患者现在不是以注射药物的方式来预防血液凝结,而是以气体的形式吸入药物。

他说:“我们在COVID爆发之前对肺炎引起的肺损伤患者进行了吸入肝素的研究,这些损失与COVID患者相似,结果发现给人吸入肝素可以加速他们的康复。”

“因此我们已经知道,肝素对这种类型的肺炎患者有益,但是肝素也与COVID结合,因此我们认为它也可以使COVID失活。”

它不是疫苗,也不是经过验证的治疗方法,但是总比没有好。

迪克森医生说:“我希望我们的患者现在能比几个月前有所改善,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疗法是否有效。”

同时,在奥斯汀医院(Austin Health),一名重症监护护士在一名老年妇女的床旁进行静脉滴注。

这名妇女在负气室中,以确保传染性空气颗粒不会逸出。

这一静脉注射液中含有氯化锌,这是墨尔本大学外科的一项临床试验,以查看锌是否有助于病情恶化的COVID患者早日康复。

泌尿科医师约瑟夫·伊斯基亚(Joseph Ischia)告诉《七点半》节目说:“我很想知道锌是否能改善患者的氧合水平。”

“我们并不是要说用锌可以挽救生命,因为那需要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试验。

“我们所要看到的是,患有COVID-19重度感染的患者住院期间用了锌是否会需要较少的氧气,他们是否可以不用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或者锌能帮助他们更迅速地离开重症监护病房。”

对于研究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来说,第二波疫情只有一个很小的积极作用——对新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测试和研发针对未来患者的疗法的能力。

还有更多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在莫纳什医学中心,血液学家佐伊·麦奎顿(Zoe McQuilten)正在使用从康复的COVID-19患者中获取的血浆。

她想看看给新感染的患者这种血浆及其所含的抗体是否可以帮助增强他们的免疫系统。

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TGA)也批准对住院患者临时使用瑞德西韦(remdisivir),这是第一种被证明对这种病毒有效的药物。

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被指责囤积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瑞德西韦,但澳大利亚目前国家药品库存仍然足够。

伊斯基亚医生说:“我们一直希望我们对下一代感染COVID者能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这下一代COVID-19患者距离上一代时间非常接近。

“我们希望通过现在进行这些研究来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内改善对人们的治疗。”

不仅可以进行更多的治疗——即使是实验性的治疗——而且医院在设备方面的准备也更好。

压平曲线为医院提供了急需的时间来扩展其重症监护病房,并培训更多的重症监护医生和护士。

奥斯汀医院(Austin Health)重症监护室主任斯蒂芬·沃里洛夫(Stephen Warrillow)说:“我们都对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数量感到担忧。”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重症监护病例人数增加的初期阶段,我们无疑会看到更多的患者接受重症监护,这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到几周内发生。

“目前将持续多长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七点半》节目组探访奥斯汀医院当天,工作人员正在将普通医院病房转换为COVID病房,原因是预期这种需求会激增。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能管理23名(重症监护)患者,但这一数字会非常非常迅速地翻倍,如果有更多一点时间来组织自己,我们可以管理多达100名患者,” 沃里洛夫医生说。

“我们准备好了。”

看到所有这些准备,使我意识到短短六个月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在我感染病毒时,由于担心未知和未做好的准备,我们出现了集体性焦虑,担心我们的医院会像纽约和意大利的医院那样不堪负荷。

那并没有发生,而且医疗专业人员正在不懈地努力以确保这次也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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