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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道了美国疫情爆发 然后我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不确定我是在哪里感染上的COVID-19病毒的。但是,当我们从特朗普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竞选集会上回来五天后,我出问题了。

我在半夜醒来,感觉呼吸道被紧紧抓住,试图吞咽时有强烈的灼烧感,眼球后一阵阵的头痛,浑身筋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头晕目眩,无法站立很长时间,简单的任务都变得很困难,一切都很痛。我觉得自己被棒球棒打了。

如果我们不是在一场全球疫情中,我作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驻北美记者一直在报道这场疫情,我会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糟糕的流感。

但是,我们正沉浸在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卫生危机中,死亡人数规模巨大。在我所在的美国,已有超过13万人死亡。

所以,我认真对待自己的症状,并尽快将自己隔离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我的地下室里。

我很幸运在第二天得到了测试,但代价是:200美元。

我必须先付款,因为我没有当地的保险,但我的国际保险最终会给我报了销。

大约2700万美国人(占人口的8.5%)没有保险。另有数百万人因为在疫情期间被解雇而将失去健康保险。

其他没有经济能力自掏腰包的人则需要花数小时(如果不是整天)排队等候免费测试。

我做好准备,一根15厘米长的棉签将插入了我的鼻腔。

但是我没想到通过我的车窗对我进行测试的护士戴着的口罩竟然没有遮住她的鼻子。这说明了很多东西。

自三月以来,我们反复听到特朗普政府用以下三个词来描述新冠病毒测试:简单、快速和免费。

我的经历大不一样。

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仔细研究我的症状。

我试图理解一种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疾病,尽管我出现了感染上这种病毒的大部分迹象,几乎说服自己没有患上这种疾病。

除了睡觉,做什么事都很困难。

我几乎或根本不能专心,体重迅速下降。在几天之内我轻了四公斤,医生认为这是肌肉减少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没有失去嗅觉或味觉,也从未持续发烧。

如果我测试呈阳性,诊所本该立即打电话给我。实际上是我打了几次电话才终于接通了一个人。

我的一位同事汤姆·汉考克(Tom Hancock)也接受了新冠检测,他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非常沮丧,以至于亲自去诊所取回了他的结果。谢天谢地,他是阴性结果。

当诊所确认我患有COVID-19时,它承诺医生会检查我的病情。但他没有。

我现在已经亲身经历了应对措施上一些重大的败笔,这些败笔令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获得了没有人想要的称号:全球冠状病毒死亡和确诊病例最糟糕的国家。

我不再只是报道这些问题,而是生活在它们之中。

至于密切接触者追踪,这被认为对于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至关重要,卫生部门本应与我联系,以追踪我的一举一动。但这也没发生。

最终知道自己的病情让我感到欣慰,但我必须承认,自那时以来,我一直深感焦虑,不确定我的身体每天将如何应对这种不断发展的新病毒。

对我而言,挥之不去的后遗症主要是疲劳和持续的恶心。

在我的地下室隔离了两周后,我戴上口罩出门接受再次测试,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仍需要再次检查,因为我已经是“感染者”了。

我填写了大量文件,又等待了两个小时,甚至还没有进行测试就得到了另一位患者的阴性结果,之后,我最终轮到了再次检测。

这就是所说的快速。

作为2月下旬以来一直报道这种情况的外国记者,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我已经多次听到这类故事,但是直到你成为这个体系中的又一个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

从所有方面来看,即使在华盛顿特区,应对措施也存在漏洞。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望向太平洋那头的家乡澳大利亚,看看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应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一疫情的。

尽管墨尔本正在令人担忧地不断爆发疫情,但应对方法似乎是天壤之别。

在维州的COVID-19热点地区,正在挨家挨户提供测试结果,并且公寓大楼已完全遭封锁。

我们去报道特朗普总统在塔尔萨的竞选集会是因为这是该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但我们选择身处会场之外,以减少接触到病毒的风险。

我听说有几位记者进入室内报道该集会后测试呈阳性。 我也知道有些人没有进入室内也感染上了。

也许不足为奇。 成千上万特朗普最热情的支持者集聚一个体育场内,其中一些人高呼“不再戴口罩”。

总而言之,我不后悔报道这次活动,因为事实是,这种病毒是如此致命,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感染上,包括在我常去的超市。

关键是,我的个人故事在美国不同程度地重复上演了300万多次。

其中超过13万人没能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随着美国日益接近11月的大选,巨大的死亡人数似乎正在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

问题是,感染上病毒或失去至亲是否足以动摇选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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