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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世界距离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国少年的民主实验》后记

**编按:二0一六年夏天,一群来自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长期固定到边远地区担任慈善志工的家长,带著他们的孩子,总共十个少年,一同到贵州进行支边公益行动。同行的还有一位议事规则专家,以及本文作者寇延丁。在五天活动时间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民主实验。寇延丁后来写下整个经过,在台湾出书。本文为《世界距离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国少年的民主实验》后记。**

**生生不息**

二○一六年秋,我在旅途中完成草稿,从落地珠海,到九月初取道香港去台北,大约两周。事先网路搜索,在市郊小镇找到一家最便宜的“七天快捷旅馆”。写作的过程乏善可陈,每天窝在房间,总是倏忽天堂倏忽地狱,前一秒觉得自己是天才,后一秒则是蠢材。每天雷打不动早晚跑步维持最基本的体力,也维持最基本的睡眠。我甚至记不起那个小镇的名字,只记得为柏格理流了很多泪。

到香港后在长洲岛住了两天。同样足不出户窝在房间,早晚去海滩跑步,下水游泳,其中一个早晨小雨,照样游了好一段。我本来就起早,那时不是旅游旺季也不是周末,海滩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我初学游泳而且游得很烂,那是我仅有的海泳经历,想想其实有些后怕,但是当时没觉得。

在台北每一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十月,出了《敌人是怎样炼成的》(时报),也出了《走》和《走著》(香港.开放)。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之后一直睡在电脑里。

十一月重返香港麦理浩径。与队友一起完成“毅行”(香港最大规模及最主要的体育(长途健行)筹款活动,活动原名“毅行者”,自一九八一年首办,九七年改名“乐诗毅行者”),是我的心愿。二○一四年十月被抓毁我太多梦想,包括连续缺席香港毅行,二○一四,我在牢里;二○一五,我取保候审画地为牢。二○一六,一百公里山路,天哥一直走在我身边。

那一程风雨交加,一位队友高烧,但全队四人完赛。我的状况前所未有地差,牢狱之灾和持续的抑郁毁了我的健康和体力,根本是靠意志力顶下来的,还有天哥的那只手。最难熬的是上坡路,天哥一直走在我身后,靠近山谷的那一侧,每当坡太陡,我的身体向后仰的时候,天哥的一只手就会托在我的腰上。一百公里,是一条很长的路,有很多坡,那只手一直都在那里。

这本书稿的修改也在旅途,用去我二○一六年最后的时光。我忘记了经历的地方,依稀记得与柏格理有关的,写下很多,时而对著异域风光,想一想“人为什么活著”这类没用的问题。最后定稿的时候,大多又删掉了。从那以后,这本书稿一直睡在我的电脑里,就是读者诸君看到的样子。

然后,重返台湾,徒步万里,开始自我疗愈的修复行程。虽然一直自诩生命力坚韧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但我这次恢复旷日持久长达数年。朋友送我一句部落箴言:“你们爱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们不这样,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躺下去。”感谢在台湾的三年,容我躺够了,又站起来。

这三年,身后的祖国,在轰轰烈烈的强国进程的同时,静悄悄地发生著很多变化。前者注定载入史册,后者悄无声息,不为外人知。这个国家,一直如此。

两次天安门事件、两波改革开放、两次香港占领,以及没有走向世界的SARS和走向世界的新冠肺炎,注定载入史册,是耶非耶都塑造著中国形象,成也败也都影响著这个世界。

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于无声处,没有惊雷。八九年六四之后天地封冻,九○年初代由环保公益开启民间行动,我在边远小城与残障美术家最初携手,虽然彼时尚不知公民社会为何物。随著互联网的诞生,九○年代末“绿网”成为中国最早的网路环保组织,成为未来中国环境保护星星之火,当时二十多岁的天哥是发起人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戈友”开始了他们的公益行动,中国中产阶级开始参与公共事务……说不清是春水回暖吸引了我们,还是我们最初的拨动温暖一江冰封,总之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帝国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秋江水寒,也一样。二○一四年十月不单是我被抓,是这个国家对民间公益人士第一次大抓捕。那时候,整个中国还沉浸在对四中全会和未来政治改革的期待中。那次抓捕牵连甚广,“颠覆国家”这样的通天罪名静悄悄地落下,“七○九”随之登场,冬天来了。(“七0九”又称“七○九大抓补”或“七○九扩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即二○一五年七月九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二十三个省分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下落不明)

我在这次劫难之前认识水哥,在上海的季风书园。季风创办人严搏非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季风易手歇业,二○一三新季风新装试营第一次活动,是我的新书上海发布会。搏非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正在忙碌的水哥,一身运动装束年轻精干,一丝疑虑油然而生:“这些中产行吗?”

我不怀疑他们运作与经营的能力,要知道季风不单是一家书店此其一,二是所有的行动注定遇到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他们行吗?我已走过二十年坎坷历程,也算是饱经风雨的老骨头。

贵州再见时我的劫难仍未结束,季风的劫难,尚未开始。新季风愈办愈好,保留了老季风一贯的社会关怀、选书视角和人文活动,特别著力打造季风的公共文化空间,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人文讲堂、读书会、独立纪录片放映数百场。我不无乐观地想,从八○年代严搏非那代人出版启蒙艰难破冰,到九十年代我们这些草根行动者筚路蓝缕,如今已是新世纪的新一代。我们的第一次活动颇有象征意味:“行动改变生存”。

二○一六年水哥相邀,要我“再来上海、来季风办活动”。我们都忘了好莱坞铁律,在鬼故事里是不可以许愿的。但凡有了什么约定,就一定会死于约定。

这一回,死的不是我也不是水哥,而是季风。

二○一七水哥接到了季风的死亡通知。一开始是常见的“场地到期”,上海不能没有季风,他们试过续约和加租续约,不通之后又试过另觅新址,仍然不通。要的就是让上海没有季风,季风必死。

水哥和他的同伴们提前两百八十三天通告了季风的死期,并开启了告别回顾和一系列活动,我和我的书忝列其中与有荣焉。终当大限来临,二○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他们和读者挤在被断电的书店里唱歌跳舞,送别季风。季风之死,不只勇敢,又从容又优美,像个战士。

季风之死并不是完结,水哥被禁止从事任何商业行为,直到去国。

当我疗愈创伤重回故土,故国已无季风、已无水哥。水哥正在美国 American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读政治学,他跟我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还跟我说,他会回来。那好,我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田酿酒,等你回来。

我在台湾度过了五十几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本书稿一直睡在我的电脑里,直到二○一九得遇惠菁。离别前相约:“五月回来做新书发布,不见不散”。鬼故事里是不可以许愿的呀,这一次,死去的不是我的书也不是我,而是天哥。

天哥不是死于横行全球的肺炎,而是死在一个九岁孩子的手里:他的儿子。

作为多年的毅行搭档、议事规则搭档、展望未来搭档兼吐槽搭档,这些年来,我亲历了N多个他亲手发起的机构的出生与死去,也习惯了天哥的死去活来。

听他恨恨“活该!中国人就是不适合民主”,我已处变不惊,但如果他不仅恨恨,而且辞职+“然并卵”,那就说明,天哥又死过一回,一般是被他自己杀死的,再准确一点,是被他自己理想破灭杀死的——“然并卵”是网路用语,说全了是:“然而,并没有卵用。”

我们出现在柏格理小道营队的时候他刚辞职,辞去的是国内著名环保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再早之前任职某著名国际扶贫机构。估计这是天哥最后一次辞职,应该再也不会去任何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了。让我意外的是,他把自己“议事规则推广教练”这一个人身分也一并辞掉。

十几年了,在天哥辞职就职生生死死的经历里,一直保留了这个个人身分,不管是做环保还是做公民教育,从具体专案到网路支援,从扶贫救灾到民间组织能力支援,穿越很多“然并卵”之后,如此结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公民个体,而公民的养成又要从小开始、回归到家庭,那我就做家庭议事规则教练,做针对家长和孩子的课程。”

天哥开发的家庭亲子议事规则课程,接受度和前景也还不错。“然,并卵,我却败给了自己的儿子。”

天哥这一次死得颇为决绝,辞职当天就开始了网约车司机生涯,让我想到一百年前北京城里的黄包车夫骆驼祥子。

我没有劝他。问世间情为何物,若不是爱之真切,何至于伤到如此沉痛,被黄口小儿一击致命。这些年一起走过那么多高高低低,已经习惯了天哥恨爱交加生生死死的人生节奏,我不担心这条小命、也不担心他爬不起来。不过,这次摔得比较重,他有权利躺下。

为配合出版进程,我向参加营队的全体成员发出赐稿邀约,孩子们回应寥寥,天哥惜墨如金只给我一声叹息,交作业模范生是课业繁重的水哥。当我把自己的邀约、水哥的回复,和孩子的回复放在一起,不禁哑然失笑。孩子中规中矩少年老成,反倒是我和水哥,如此中二。

灾难不期而至,阻断了太多,我与我的书,只能天各一方。感谢惠菁、感谢卫城,能够让这个四年前的行动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面世。让我们在一起面对劫难的同时,一起思考:这世界会好吗?除了黄祸与肺炎,中国还能给这个世界什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变好?

感谢卫城,将中国的这样一个面向,呈现于斯。感谢读书共和国,感谢台湾的出版,感谢台湾。

(本文为寇延丁著作《世界距离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国少年的民主实验》后记,2020年卫城出版。)

作者:**寇延丁** 中国民间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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