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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世界距离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国少年的民主实验》自序

**编按:二○一六年夏天,一群来自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长期固定到边远地区担任慈善志工的家长,带著他们的孩子,总共十个少年,一同到贵州进行支边公益行动。同行的还有一位议事规则专家,以及本文作者寇延丁。在五天活动时间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民主实验。寇延丁后来写下整个经过,在台湾出书。她说,“中国人能不能民主?未来会好吗?民主在中国有未来吗?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动手一试。你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实际做案例就好啦。只要有一个案例成立,这种全面否定逻辑就不成立。”**

**属于台湾的民主实验,也需要所有世代共同投入。**

**问“心念”何物,直教人贪生怕死**

“我前所未有地贪生怕死。”我尽量说得轻松,但能看出天哥还是被触到了。

孩子们和水哥们正在教室里做收尾的工作,我把天哥叫出来,去近旁山坡走走,请他帮我找一个能够安静写字的地方:“我前所未有地贪生怕死。必须立即找到一个安全、安静的地方,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我几乎一夜无眠,但表现出来的不是疲惫而是亢奋,每当我被发动的时候总是这样。

营队期间睡得一直不多,一直录音笔录音、电脑纪录,当大家去工作或者睡下之后,我再整理录音,也会在日记本上做对自我的梳理,一周积累了差不多十万字。孩子提到《苍蝇王》(英国作家威廉.高汀(William G. Golding, 1911-1993)的长篇小说),此后在一再复盘的细节里看到了一种“《苍蝇王》的反拨”,当这种脉络日渐清晰,我甚至体会到呼吸急促心跳加速。

“我前所未有地贪生怕死。必须立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然死不瞑目。想不到我会活活掉进这样的寓言。《苍蝇王》,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在很短时间里,经由孩子,见证了人天性中的野蛮有多么野蛮、文明多么脆弱。孩子,其实是人类的寓言。在那个故事里,成人制止了野蛮,是文明、是规则的象征,但更大的背景,又是成人发动的战争。《苍蝇王》,由思考世界未来的哲人虚构,犹如电影。在剧情片里,导演是神;在纪录片里,神是导演。我们正在经历一部纪录片,经历《苍蝇王》的反拨。真实,而且意外,在所有的规划设计之外,所有不期而至皆为神来之笔……”

我跟天哥是老朋友了,十几年共同走过很多匪夷所思,包括“萝卜规则进村”,和后来《可操作的民主》。他的网路签名“一个悲观主义者,却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也一样,我对未来悲观到绝望,但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却不可救药地乐观。

我一再跟天哥翻腾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梳理种种始料不及的脉络:“成人象征的正确成为权威,‘为你好’也许最终通往威权。成人剥夺孩子最初的动机是‘为你好’,因为他们做不好、不够好。那么孩子能不能做好呢?从来没有试过,所以从来不知道,这样就形成一个无解的封闭循环。这个模式放大之后就是我们在中国、民主在中国。这一次,当隔开外力干预,经由混沌之中被投放到自治规则里的一群孩子,实践民主宪政自治自决,短短几天里见证了立法、行政、司法、监督产生运行的过程,最后甚至连三权分立都要来啦。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关于民主、关于未来,关于未来中国的寓言。谁再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我就跟他急(中国口语,意思近似“抗议、作对”)!”──最后一句是冲著天哥来的,每每他被现实打脸,就会恨恨:“活该!中国人就是不适合民主。”

“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威权,自由与秩序,人类思考千年。民主宪政制度是菁英思辨的积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基于本性、本能的表现。这个过程说明,公开自治前提之下,愈多的参与、愈多公平,愈有可能制衡,并用制度形式形成保障……”天哥做深沉状一再提醒我“没这么乐观”,但是没办法,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付诸行动的时候从来是这么乐观:“这个微观样本就是这样的,我看到了,就要写出来。”

一直是个行动者,我写的故事都是千辛万苦做出来的。这次什么都没做就掉进一个寓言,捡到天大便宜,不能暴殄天物。

我一直是个不讲道理的人,知道讲不赢,我讲故事,《可操作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故事。中国人能不能民主?未来会好吗?民主在中国有未来吗?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动手一试。你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实际做案例就好啦。只要有一个案例成立,这种全面否定逻辑就不成立。

那一次留美海归“萝卜规则进村”,是菁英推动;而这一次本来也是菁英成人推动的“公益活动”,但始料不及的神来之笔把成人隔在了教室之外。“他们不是空降孤岛的孩子,就是中国人、是中国本身。中国人有能力民主,世界会好的!我知道因为太过乐观太过美好而不真实,我知道自己的感觉如此脆弱易碎倏忽即逝,所以更要不受干扰趁热写出来。我从没有这么贪生怕死过……”

“贪生怕死”这个词,被我一再念起,不管说什么,最后都会归结到:要找地方写出来。

贪生怕死不是我的做派。二○一五年,从“颠覆国家”的通天罪名下劫后馀生,我常说的是“大不了就是这条命”。比死都可怕的都经历过,还怕什么?

取保候审期间开始写《敌人是怎样炼成的》,天哥来看我,没有劝阻,只问知不知道多危险?知道。但是,对我来说,陷在风暴眼里的观察与反思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大不了就是这条命,如果不去探寻那些仇恨与恐惧的源头,比死更可怕。

至于这样的书写出来,能不能出、怎么出?倒没有讨论。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对未来不存幻想。《敌人》初稿完成,我开始女阿甘走到哪里算哪里,为自由奔跑一百二十八天。天哥再一次问过我“危险”。当然知道危险,大不了就是这条命,没有自由比死更可怕。

营队之前,已经与台湾的时报出版社敲定了出版进程,天哥不再提醒我危险,而是一再念叨“安全”。作为我的教练,尽心尽力地做身体伤病的复健,给我排定了各种训练计画,再三再四提醒我,要好好的要好好的,不要忘了三个月后,我们有香港的“毅行”(香港最大规模及最主要的体育(长途健行)筹款活动,活动原名“毅行者”,自一九八一年首办,九七年改名“乐诗毅行者”)。

原计划营队结束之后,回山东老家陪伴父母。我正在等台湾的入境签证,去出书。不晓得《敌人》出版后会有怎样的麻烦,不晓得何时才能再见爹娘。但是现在的我,不仅贪生怕死,也怕任何情绪与状态的扰动。我知道此去万里风波,以我脆弱的身体与精神状态,现在写不出来就没有以后了,以后永远写不了。

“立即写出来”如此重要,重要到我对安静和安全斤斤计较。与天哥反复讨论的结果是,去珠海,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安静写字,不联系家人朋友, 完成初稿拿到签证后直接去香港,再由香港去台湾。

本来营队开始之前就定好了往返行程,睿洁再帮我改签,贪便宜选最晚的航班,我在候机厅送走了所有的人。直到送天哥入闸还在念叨微观模型操作实践中国未来、念叨写出来多么多么重要,转身前天哥伸出手臂揽一下我的肩膀:“记得我们还要去毅行。对我来说,你很重要。”

(本文为寇延丁著作《世界距离民主只有五天:一群中国少年的民主实验》前言,2020年卫城出版。)

作者:**寇延丁** 中国民间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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