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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由孟晚舟案看司法独立

5 月27 日上午(北京时间28日凌晨),加拿大卑诗省高等法院Heather Holmes法官发布裁决,认定美国对孟晚舟指控之一项“欺诈银行”符合美加引渡条约的“双重犯罪”(double criminality),即在美加均构成犯罪,扫清了引渡程序的实体障碍。

孟晚舟案最值得华人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华人思考的并非引渡程序的最终结果,而是中加两国对司法独立这一核心司法价值观的不同立场。

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创立了三权分立学说和理性的政治价值观,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项彼此独立、互不干涉的权能。三权分立学说及其实践废除了人类长期盛行的集权、人治、任性、野蛮的政治,开启了分权、法治、理性、文明的政治。今天,人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涵盖司法独立之司法价值观的三权分立政治价值观把全世界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国家群体。

就孟晚舟引渡案,对中国大陆一向友好的加国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多次表示,不论法院如何裁决,加拿大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尊重,称“加拿大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与政治家们的干预完全无关”,“我们对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有完全的信心,也会继续捍卫这样的制度。”

与加国行政部门(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政府)负责人的上述表示相对照,中国大陆的政府(行政部门)、党务部门及其负责人并未公开表示尊重司法独立。中国大陆的司法从未独立,也绝不允许独立。大陆的“司法”不过是作为政治附属物和执政党统治工具的“政法”,所以中国大陆的党政官员也无从尊重“司法独立”,因为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司法。

中国大陆曾一度短暂默许学术界研讨司法独立,然2013年以后风向陡转,“七不讲”不仅公然否定司法独立,而且也公然敌视在价值观上与司法独立同出一源的宪政、民主、新闻自由、普世价值。所以如此,乃因整个政体尤其是中高阶层,都清晰地认识到司法独立以及宪政、法治、新闻自由、普世价值与党权之上的党国体制的水火不容,借用清末宪政考察大臣载泽所言“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而在今日中国大陆,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宪政、法治则利于民而不利于党,利于民权和人权而不利于官权和党权,正如在解严前的台湾,司法独立以及宪政、法治虽利于人民却不利于凌驾于国家和国家权力之上的国民党及其党国、党权一样。缘于此,2017年1月大陆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才敢于悍然叫嚣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之“西方错误思潮”。

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宪政、法治是人类政治共有的规律,是普适于文明各国的共同政治文明,怎能仅因其被英、法等欧洲民族率先发现就贬其为“西方错误思潮”?香港、澳门的华人早就适应并享受著这种“西方错误思潮”,内战后与大陆分治的台湾人民二十年间也已熟练掌握并享受著这种“西方错误思潮”!相反,倒是一味坚决反对这种“西方错误思潮”的中国大陆,却总是冤案泛滥成灾----浏览一下微博、微信上成年累月喊冤叫屈的无数冤民,就知道大陆的司法腐败、黑暗到了何等程度!

司法的宗旨是保障个案的公正进而实现普遍的正义,而个案公正和普遍正义必然和绝对地要求司法独立,即司法免除法律以外任何因素的干扰。

在以前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中国,在1949年后至今的中国大陆,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上,还叠床架屋地凌驾著一个总揽一切、于国家治理毫无必要的全能权力,即党权。党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即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未加分工也不需分工,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皇权、王权并无二致。党权的主体既制定法律,又执行法律,还隐身于法院和法官背后操纵法律、裁判个案。这就决定了党权必然是任性的、擅断的、蛮干的,执政党及其首长可以根据自己的一时之需和一时兴起,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立法,我行我素地执法,强横任性地司法。不仅在本国如此,而且当其自认实力具备时更会企图挑战普世规则和价值,在国际社会设立、强推新规,任性地为其他国家立法,史达林及其继任者布里兹涅夫都曾这么恣意妄为。

对比孟晚舟在加国的人道处遇,康明凯(Michael Korvig)、斯帕弗(Michael Spavor)显然是因行政或党权干预而被报复性地抓捕,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 显然是因行政或党权干预而被改判死刑。两国司法的独立与不独立、文明与不文明,实有云泥之别也!

作者》**闻笙** 中国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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