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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不死的流亡文学/流亡的乐章

**(一)**

谈到音乐家史上的流亡,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萧邦(F·F·Chopin,1810-1849)》,其名言“请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我的心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同他的音乐一道隽刻在人们心里的墓碑上;具有争议的德国作曲家华格纳(W·R Wagner1813-1883)曾流亡巴黎等地十二年;动荡的二十世纪因“十月革命”、因逃离纳粹德国魔爪、因“布拉格之春”、“波·匈事件”而流亡的音乐家更是不计其数。李欧梵先生的大文《(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写过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犹太人斯恩特(Hellmut Stern)流亡于满洲国的一段经历。

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史上最大的流亡事件当属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1912-1987)的“流亡曲”。

实际上,从“反右”到文革,被侮辱被迫害致残、致死的音乐家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1966年文革“狂飙猛进”时,仅上海音乐学院,就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

指挥家杨嘉仁(1912-1966)夫妇两人细心地用报纸紧紧糊住通向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然后打开了煤气。他指挥的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在大陆家喻户晓。

曾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过的钢琴家李翠贞(1910-1966)自杀前描眉涂粉、用手指抹上最后一道口红,穿上高跟皮鞋、旗袍,美丽而优雅地坐在沙发上,等著人来收尸。

以演奏萧邦的钢琴名曲而轰动世界、在波兰演出时获得萧邦的右臂石膏模型的顾圣婴(1937-1967),同母亲、弟弟三人一起自杀。此时,她的父亲早已被判无期徒刑,关在监狱。

天主教徒音乐指挥家陆洪恩(1919-1968)在上海的“人民广场”被宣布判处死刑。

**(二)**

1949年,马思聪从香港乘船回“新中国”,准备应邀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5月,尽管马思聪“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表态“热忱支持、并愿意接受改造”,并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甚至“为避免麻烦”而卑躬屈膝地为党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写歌曲,但仍然被当做“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揪出来惨遭游行批斗,“所有的人对我们拳脚相加,劈面吐唾沫,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更无法无天。在人群中我发现一些是我自己的学生扭嘴歪脸的面孔”。“这些红卫兵没有头目、所以他们中间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当做正当的猎物,任意予以戏弄”。

他的妻儿在红色恐怖中逃离北京,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广州与他汇合,1967年1月,一家偷渡到香港,“离船时,我仅携带著我的小提琴”,避难美国后发表《我为什么逃出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热爱并尊重我的国家和人民。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此前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

**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超过十七年来发生的一切。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

**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地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马思聪一家在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眼皮下光天化日地“失踪”,这还了得。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立即成立专案组,实施商鞅变法时期的“连坐法”,株连亲友十几人,死的死、伤的伤、判刑的判刑、发疯的发疯,堪称人间罕见的大悲剧。

马思聪流亡美国后每五年去一次台湾,前几天有朋友发给我一小段马思聪在台湾讲话的录音,将台湾称作自己的“祖国”。

早年一位记者在纽约访问马思聪时问:“现在中国给您平反了,也改革开放了,您是不是回去看看?”,“那里有点骨气的人—像我的一些老朋友们—不是自杀就是被批斗死了,剩下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回去干什么呢?”

他们夫妇至死都没有再踏入那片令他“四肢著地爬行”的土地,但在2007年他的骨灰却被后人送回广州埋葬。


1966年8月3日马思聪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赵沨一起戴高帽子接受批斗。马思聪全身被浇灌浆糊、左手拿著破搪瓷缸、右手拿著一根棍子,红卫兵喝令他一边游街一边敲响“丧钟”。(网路图片)


1968年1月,“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报编辑部”出版的第一期《霜晨月》。译文自俄文版1967年7月19日苏联的《文学报》,造反派作为“反面教材”刊登马思聪逃亡的《声明》。(图:历史研究者古道先生)

**(三)**

文革后,音乐史上有过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崔健的《一无所有》初次登上官方舞台,标志著摇滚乐和他的红星棒球帽的启蒙时代的纪元。但是,六四的“最后一枪”击溃了自由的梦想。

2010年的夏天,在巴黎,我遇到翻唱《最后一枪》完整版的盘古乐队音乐。

蒙龙,一位原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高材生,因“六四”而流亡巴黎,成了一名无国籍的艺术家。蒙龙与他的日本钢琴家妻子中野真帆子用中日两种文字写作了几部关于萧邦的书。

身为“异类”的流亡者在文化上总是自愿起著桥梁的作用,萧邦的命脉,如一条脐带,通向世界流亡者的躯体。

那天跟蒙龙一起来我旅居的小饭店的还有一位名叫张健的小伙子,张健带来手术后从腿部取下的一枚子弹,他也曾在天安门运动中参加过维护广场秩序的“纠察队”,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枪”击中了他。

他们一道在前一年的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时,与流亡瑞典的盘古乐队的贝斯手段信军、主唱敖博举办了音乐欧洲巡回演出。

盘古乐队是诞生于“革命红都”南昌的一支游离北京主流摇滚乐坛之外的炸药包。发表过“盘古先死为快系列”--《死的人不够多》、《盘古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南昌市的罗汉是杀不完的》、《盘古暴民选集》等十几张专辑。光看标题,就其豪气和杀气,令人想起鲁迅的《这样的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著盒子枪。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蛮人所有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2004年,盘古乐队因在台湾高吼出“就算我们独立一天,也比不独立要好/就算我们独立一小时,也比不独立要好/就算我们独立一分钟,也比不独立要好”,被中国大陆官民联合绞杀,从此流离异乡。

音乐想像中的盘古乐队应该是生猛率性的武松与鲁莽胆大的李逵,然在寒风萧瑟的台北街头小咖啡店,段信军与敖博,各自只点了一杯浓咖啡,然后埋头专心搅动著杯子里黑夜一样的寂静。

那时他们栖身于台北郊区,制作了《盘古独立》、《少年》等专辑,其中《少年》登上过诚品敦南音乐馆排行榜亚军。同年大陆发生了“杨佳袭警事件”,一党体制下的员警往往是滥用暴力的“鹰犬”形象代言人,他们立马推出《故乡的刀》、《我们相信杨佳》、《给你一个说话》,讴歌“你的尊严,带上天堂/你的豪情,像太阳一样”的独胆英雄主义。

又有些年没有这些朋友们的消息。

如果说政治流亡意味著失去广场,失去思想资源,文学流亡意味著失去语言、失去读者;那么音乐流亡,意味著失去什么呢?尽管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庞大的流亡者中出现过不少闪耀的人物,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流亡者只是陪衬星星的黑天鹅。他们没有家园的归属感,对于原有的“根”的社会与重新被划入的旁“枝”落“叶”的社会,都是双重身份的缺席。

在民主社会的台湾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盘古乐队对专制压制下人权侵犯的激愤、对要求像人一样直立的尊严的呐喊、对图穷匕见的荆轲式英雄的歌颂,就像“寂寞空庭春欲晓”的观众席,而擂台上的拳击手,一拳猛击在棉花上。

蒙龙还在巴黎,真帆子每年都去欧洲举办钢琴独奏会,我在《零八宪章》签名单上看见了她--唯一的一位日本音乐家,她站在她丈夫坚持的信念这边。相聚时的夫妻仍然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继续寻觅萧邦的足迹。

去年暮春,传来张健病逝的消息,据说乘飞机返回巴黎途中,因病情恶化,在德国慕尼黑临时降落,抢救无效。那首“无情的子弹穿不透理想/自由的胸膛比坦克更坚强”的《天安门兄弟》出自他的填词,盘古乐队作曲。

又听说盘古乐队解散了,敖博仍在东南亚某国漂泊,而段信军早就回南昌去了。当局没有像当年定性马思聪“叛国投敌”那样太大地难为他,僵硬与善变,正是哪个体制回光返照的秘诀。

收到段信军的新专辑《寂寞欧罗巴》、《台北叙事诗》,真是意外的惊喜。

《寂寞欧罗巴》十四个故事以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流亡曲》开头:

***我觉得自己像个流浪汉***

***该如何安排未来时光***

***可是你告诉我,我的兄弟啊***

***我们正在流亡***

***我从来没有流浪的幻想***

***也不曾为它而歌唱***

***可是你告诉我,我的兄弟啊,***

***我们要面对流亡***

***一觉醒来窗外阳光明媚***

***我依然踡缩在故乡的梦里***

***你说不必担心这是自由的土地***

***可是兄弟啊,我没法摆脱过去***

***我这一生儿女情长***

***你总是让我满怀理想***

***可是我要对你说,我的兄弟啊***

***我的宿命就是这样***

***从亚细亚穿过欧罗巴***

***从日出的东方飞向北极光***

***这生命之舟载我飘向何方***

***这流亡的路上我有点迷茫***

***流亡是一首暴戾的诗***

***流亡是一曲无调的歌谣***

***流亡是一幅抽象的画***

***没有人能懂得它**。*

《黄晴美》写给1970年向蒋经国开枪的黄文雄的妹妹黄晴美,因为在盘古乐队流亡斯德哥尔摩时,她曾亲自送来手工做的卤蛋和豆干;《他从小的志向就是偷渡》,唱给一位被判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犯”;

《台北叙事诗》十四首写给庇护与温暖流亡者的福尔摩沙,他们永远怀念那“海冲刷不掉伤痕,情人的唇印和记忆”。

安德列·布勒东(A· Breton1896-1966)二战后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曾经写下唯一的一首表达归乡的诗《我回来了》,自问“我们到底在哪里?”,一种熟悉的陌生与无所适从,像一把生锈的锉刀上刮来的风,令他颤栗。

回家,意味著另一段流亡旅程的开始。

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躲在棉被的城堡里,塞上耳机,音乐中,天上、地下各奔前程的人,都宿命地相聚在永恒流亡的路上。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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