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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我的一九八九系列》《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出笼 明确发出镇压信息

198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动乱”,并且明确发出了镇压的信号。这是1989天安门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四二六社论并不是《人民日报》撰写的,而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主导策划的。

4月24日晚上8时,李鹏利用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代管中央工作的机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指派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代表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代表国务院,对近几天全国学运的情况做了片面和抹黑的汇报。李鹏提出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人民日报》发一篇有份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精神;2、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3、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

**党中央定调 预谋动乱 推翻共产党**

随后政治局常委做出一项决议:这次动乱是有预谋的,目前形势严峻。在学生背后有少数人不是一般地发泄不满,也不是一般地要求民主和自由,而是蓄谋已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大量准备,利用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机会煽动闹事,达到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要求全党充分估计此次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和长期性,不能掉以轻心。要求全党行动起来,展开斗争,禁止相互串联,禁止罢工罢课。

4月25日上午10时,李鹏、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昨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要采取的对策。邓小平听完汇报,讲了一番话,其中提到:

>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
>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
>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
>
>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
>
> 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4月25日下午3时,李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传达邓小平讲话。李鹏、姚依林认为邓小平讲话十分重要,决定首先传达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这三大系统的副部级以上干部,传达的内容包括邓小平讲话的记录稿、昨晚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纪要。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纪要,及时整理邓小平讲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

**李鹏把邓小平决定戒严的事公开并改写成社论**

赵紫阳在个人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4月25日邓小平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 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开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1989年5月19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与绝食的学生对话。(美联社/达志影像)

4月25日下午,经李鹏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执笔起草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胡启立、李鹏审定后,决定当晚由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基本上是依据邓小平的讲话。

4月25日晚上7时,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当时,北高联正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在政法大学开会,商讨此次学运的前景,讨论告全国人民的纲领书。一位学生提著收音机急匆匆走进会场,说中央广播电台预告有重大新闻播出。与会者一起收听了四二六社论,十分震惊,没想到官方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全场鸦雀无声一分钟,随后群情激奋,认为必须强烈反击,商议决定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 恐怖气氛与愤怒情绪交杂**

四二六社论的出现产生了两个明显的效应,一是制造了恐怖气氛,北大、清华等校都流传邓小平将动用军队镇压学运。为了避免流血冲突,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筹委会宣告解散,并呼吁复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5名常委以三(孔庆东、沈彤、王迟英)比二(王丹。封从德)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四二七游行。二是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北京师范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学生纷纷在校内集会或游行,中国政法大学5百多名学生到北太平庄街头演讲,抗议四二六社论。

4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全国各报奉命转载。当天,北京各高校的大小字报陡然增多,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二六社论和呼吁学生们勇敢参加4月27日的游行。当天早晨,北高联发出《新学联一号令》,提出4月27日游行,向全国人民表明学生们的7条要求不是动乱。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们纷纷在做游行的准备工作,许多学生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有的剃了光头,有的写好了遗书。


1989.4.26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四二六社论引起了学运的进一步反弹。(图:六四档案/作者提供)

北京各髙校的干部、教师奉命深入教室和宿舍,劝阻学生参加明天的游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是中共官方劝阻的重点人物,北京市学联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与周勇军从4月26日下午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迫使周勇军同意取消游行,中国政法大学校方提供一辆车,让周勇军立即乘车通知北大等校学生。周勇军不愿意随车走,只是手写了一张取消明天游行的条子,加盖了北高联刚刻制的公章。事后周勇军因此被北高联撤销北高联主席的职务。

**反制扣帽子式的指控 学生上街箭在弦上**

当天下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学生、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青年教师的宿舍小平房,将北高联拟定的一份4月27日游行的统一口号拿给陈小平和我,请我们提出建议。口号包括:1、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2、民主万岁;3、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4、维护宪法;5、爱国无罪;6、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7、人民万岁;8、稳定物价;9、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0、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到天安门广场后的口号是:“要求对话”。游行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陈小平和我都觉得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游行的统一口号有所不妥,但又不好建议取消,因为知道这是北高联刻意的自我表白,目的是针对四二六社论“学生运动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动乱”的指控。

当天傍晚,陈子明、王之虹夫妇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小平房,说是散步时正好路过。当时陈小平房间里有不少人,我就请陈子明到我的房间细看北高联拟定的游行口号。陈子明将“拥护共产党领导”改为“拥护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我和陈小平等人都拍手叫好,有了“正确的”这个定语,那就意味著学生们仍然会反对共产党不正确的领导。

4月26日一整天,小平房人来人往,青年教师们轮番到陈小平和我的房间讨论时局。当天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年轻学者杨冠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年轻学者秦孟周、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女教师白桦等人也来到小平房,我们在陈小平的房间一直议论到深夜,主要话题是四二六社论的政治效应和第二天学生能否上街游行。大家的共识是:学生必须上街游行,这是突破恐惧、决定学运前途的关键一步。

作者》**吴仁华** 1989六四民运参与者,历史文献学者,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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