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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的葬礼——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三

 

刘倩 专稿


【《内幕》编者按:从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身份,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作者要向世人讲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驱使她写下来的动机非常单纯: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却,为了那场悲剧不再重演。为此本刊特开辟“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这是第三篇】

在艾滋病疫区,我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李卫华的电话:老四不行了。

老四昨夜走了

赶到老四家,一进门,两个带孝的孩子冲我当院跪下。当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赶快扶起孩子。刚起身,却见另一个更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也冲我单膝跪下,一脸稚气地严肃地仰面望著我,真是令人心惊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将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妇赶忙过来扶起我们,说,这孩子送他四爷哩,见人跪多了,学哩……说著背过脸去拭泪。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孙子,老三早己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家一片悲凄。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个死去的艾滋病人。现在除了已经去世的老三之外,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来为兄弟送葬,他们都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五一边烧纸一边哭泣。80多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向我诉说老四临终情景:“……他脖梗硬著,动弹不了,眼看著一口痰憋得出不来气,我就给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气。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头,死活不松口,咬撕下去一条肉,到白集镇医院缝了十来针。……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扑楞了呢?他难受,他舍不哩走……”老人给我看她包裹著的手指,斑斑血迹透过棉纱。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没有人顾得上考虑到这个问题。老四在外打工的女儿没有来及赶回来。前几日因为父亲病危回来过的正读研究生的大儿子已经回学校了,家人说:孩子才走,没有再对他讲,怕耽误他学业。

东南地四个人正在打墓,远远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蚁,但目标清晰,冬日空旷的麦田里,只有这四个人。还有散落在各家各户责任田里的坟头,格外扎眼。为我领路的村民李献彬说:“就他几个能干得动了,每次打墓就他们几个人,村里没有劳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干。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纪人,年轻些的人身体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吗?问他。
“没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没卖过血,因为验不上,卖血时候查出来乙肝。”
——不是说乙肝血更贵吗?又问他。
“乙肝血也验不上,达不到人家的指标……”他很熟练地说出一串乙肝血指标要求, 就像当地艾滋病人熟练说出一串有关艾滋病的检查指标。然后问我:“国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么?我这乙肝病也是不能干重活哩!困难哩很,不然也不会想著去卖血,还卖不上……”

李献彬给我指看一片片坟头,说:“都是这几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责任田里,原来这庄稼地里哪有坟哪?这些、这些,那里、那里,都是艾滋病死哩!……外边记者来了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坟,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坟。”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李献彬实际也卖过血,卖“单采”,也卖“全采”,“后来不用化验了,‘胡采不验’,没有感染艾滋病是他运气。”而此时的李献彬却似乎因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恼。在贫困疫区,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卖血者为没有感染艾滋病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而遗憾。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个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李卫华的弟弟李勇。他依然那么一副玩世不恭的调皮姿态,一边挖土一边对我笑说:“刘老师来看我们战天斗地……”大概看我表情太严肃了,他神情也黯淡下来,说:“俺人已经习惯了……”
刚挖开的墓坑留著半边坟头,墓穴里,已经有一口棺材在等待著,棺材里躺著的是老四的媳妇,她已经在这里沈睡了五年,现在,她的丈夫就要来跟她团聚了。都说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贤德友爱,中学毕业,都为她惋惜:“只卖了半个血,舍了一条命。”


农民夫妻先后逝去,墙上遗留下爱的表白。


半边干半边湿的新坟群

这一天,风很大,顺风,远远听得村子里老四家下葬前的仪式正在进行著:喊魂、开棺、开封、起棂、摔老盆……又见远远的,送葬队伍缓缓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纸钱开路,女眷们哭天抢地,男人们默默前行。道路泥泞,这支黑白相间的队伍走走停停,渐行渐近哭声雷动,惊心动魄。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的坟墓前长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婶娘说:“可怜孩儿们,正该成媒时候没有了爹娘……”
送葬归来,一个满脸沟壑的老婆婆候在村头,仰脸问道:“几个孩子没爹没娘了,咋著(怎么办)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过哩?”(田野手记20051210)


我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血殇》。


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坟墓前长跪不起。

在李老四的葬礼上,我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村主任驾辕,双目紧闭,任凭送葬的人群簇拥著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经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灵柩之后,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殡队伍的前边迎著寒风泪流满面。就这样,中原冬季的旷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惊天动地哭号著行走在茫茫苍穹之下,那场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给照片命名:《血殇》。

老四坟墓不远处,小路的北边,也是一座新坟——埋葬老四的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我们刚刚埋葬了他的乡邻李建军。


这张李建军和妈妈的照片摄于他死前三天。

李建军死在我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当时他靠在老母亲的怀里。他病发咽喉,发声已经很困难,他两眼直瞪瞪地望著我,迸出一句喑哑的话:我舍不下孩子!建军的妻子已经因艾滋病两年前死去。昨天埋葬李建军的坟墓,也是半边土干、半边土潮湿著,标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坟。
李建军去世时30岁刚刚出头,在他的葬礼中,他6岁的儿子小云鹏尽人子之孝。第一天这小小人儿眼泪汪汪跪在父亲灵柩前为吊唁的人们叩头,第二天在长辈的帮扶下为掩埋父亲培上第一锨土。

李老四和李建军,两家都是“合葬”。夫妻合葬一座坟墓是当地风俗,先逝者的坟墓已留有后逝者的位置,埋葬后逝者时,只挖开原有坟包的半边,将后逝者葬入。李老四和李建军,他们的妻子都已先他们而去,她们都在地下等待与丈夫的相聚。他们和她们,身后都留下年迈体弱的亲娘,和未成年的儿女。
就是这一年的冬季,我在尹庄第一次看到人们挖开已经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坟墓,把另一口棺并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们“牵手”。重新封起来的坟墓半边干半边湿,仿佛一对对夫妻在诉说他们阴阳两界悲惨的故事。举目望去,周遭连成一片的坟墓间,干湿两半的坟墓不止一座两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爹娘?

手足情深

在李建军的葬礼上,遇到李建军的弟弟李扩军。李扩军在广州当兵,赶回来为哥哥奔丧。李扩军说:

【5号接到家里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还欠堂哥5000多元钱,这次哥哥治疗又花了1万元,没有钱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说——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5号接到电话,7号下午4点赶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来的。哥哥等著我回来,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这次哥说:“以后孩子拖累你了。”两年前嫂子走时说:“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广州,我在广州当志愿兵,哥嫂一家来广州卖水果,他们发病治病没少花钱。这几年大约补贴哥哥3万元。嫂子病在广州,最后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说:“你对你哥比对我还好。”我说:“那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妈让我去睡一会,我不去,我就是回来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车,火车、汽车、小三轮,实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著,我说我要睡著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边。现在我哥不在了,他终于解脱了。


李建军6岁的的儿子向吊唁者叩头。

我不能忘了哥哥,给我寄过500元,虽然我当时又寄回去了,因为知道实在家里太穷。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军后勤学院中专班。家里的老宅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烂的。我父亲1989年死于冠心病,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很。1985年盖房子,一头驴卖了160元买瓦,还差60元买不起砖,盖成土坯房,3间,之后又盖了偏房,我当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后当兵。我初中时是重点中学前三名,88元学费全免,一位老师替我说话,学费免了,我感激他一辈子。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当兵后考军校,前几名。现在是七级军士,业馀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法律,我要报考律师,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广州有几个老乡朋友,过去常一起聚聚。自从嫂子在广州生病,电视台采访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不与我联系了——艾滋病,都害怕。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亲带走,她高血压、心脏病,我要照顾她。但她走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都带著我负担不起,我这几年没有积蓄,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孩。临走时要给几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起码以后他们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记20051209)

在李建军的葬礼上,李扩军看我在抄写礼单,就说,刘老师需要就把礼单拿去吧。礼单写在小学生写大字的练习本上,上面记录著乡邻们送来的5元、10元的礼金。之后,扩军又找我抄礼单,他说:“人情要记下,日后好还礼。”李扩军要回部队了,又说走前还要和窦楼村的舅舅一起给三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一个月前已查过一次了,都没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后孩子们好去玩。”

后来,听说扩军转业了,本来想回到县里谋一份差事,离家近些,好照顾家事,但是终于没有谋到,“现在都靠关系靠钱,咱没有关系也没有钱。”于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里见到李扩军,他回来给母亲奔丧。他说,冬天冷,今年接母亲到广东惠州去住,生病了住当地人民医院治疗,花1万多元,那边看病太贵。实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个车送母亲回来看病。回来看病又花1万多,一共花了3万多,“一年挣的花完了。”家里没人了,孩子们太小,母亲回来住姐姐家,农历二月十五病重,“不中了”,才从姐姐家送回来——人临终得回自己家,总不能死到别人家。回到家,当晚咽气。十六埋了。“解脱了,”李扩军又说。

他要接哥哥的儿子小云鹏到他那里上学,“这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这里逃课,上网吧,接到那边看紧点。”当时李建军两个孤儿冉冉和云鹏已经收住在村里的“希望家园”。李扩军说,实在负担不了,冉冉就留下了,拜托刘老师费心。我说有可昆两口子负责,孩子们照顾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李扩军说:“还想继续考律师,大专证交到中山大学法律系办自学考试本科证,搞丢了。想继续考,但是现在生活负担重,净顾著开车打工挣钱,精力不比从前了。”(田野手记20080325)

尹庄人很重亲情,很多弟兄们都像扩军建军兄弟这样重手足亲情。在这里幸存者抚养照顾不幸去世的兄弟们的遗孤,天经地义。
——这都是后话。

生死患难中最讲情义

在艾滋病疫区,死亡已成常态。第二年,2006年春节前夕,我又连续参加村里两场葬礼。
1月26日一大早,李卫华来说:小滩李朱老五死了。朱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著一个人身体很棒,一发病,说不中可不中了。有人说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家伙”有关系,受惊受凉了,这是发病的诱因。村医则说,都怨他没有好好服用抗病毒药。“朱老五兄弟5个,除老大两口,其他弟兄妯娌8个人都卖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妇、老四夫妇都死了,各有2个孩子由老五收养,现在老五一死,等于三家孩子都没偎头了。老二家太难,自家都难顾住,他两口都是艾滋病不用说,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也艾滋病,儿媳死罢了,又来一个还是艾滋病。”

朱家最小的兄弟朱老五,死亡时36岁。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民间那个令人心酸心碎的词语:“偎头”——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扶养照顾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偎头”。


年幼的女孩没了“偎头”,成了孤儿。

第二天,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这年没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了他们的乡邻李继臣。李继臣兄弟4人,当年全是献血员,3人感染艾滋病,只有老大年纪太大只卖过全采没有卖过单采(“单采”是只卖血浆,其它成分回输给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比不须回输的“全采”高),没有感染艾滋病。李继臣是三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这时候为李继臣送葬的儿子抚棺呼嚎痛哭不已,儿子和父亲一样,也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这年冬天,尹庄村最年长的李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说她享年98岁,有人说100岁,回来奔丧的大女儿已经80多岁,她说自己的母亲106岁。想来,如果没有艾滋病,这里原是长寿之乡。李郭氏四世同堂,现在除了她的因艾滋病已经死去的儿子,所有孙男弟女都来为她奔丧。李郭氏这些送葬的后人中,老二孙子像他父辈中的老二叔一样,因为穷娶不起媳妇,叔侄二人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二叔已经死去,在老祖母的葬礼上,这个一辈子打光棍的孙子,显得格外孤独落寞。


因为艾滋病人太多,丧事太多,出殡都不待客了。

李郭氏用一个孙女“转亲”为大孙子换回一个孙媳妇。现在这个为大哥换回嫂子的李郭氏的孙女,也回来为奶奶奔丧。她跟我说,奶奶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没来。现在来人不多,过一会人就多了。村主任李卫华向我解释说:咱村出殡都不待客了。
——为什么呢?
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牵连的户数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这个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病人困难,来,都是帮忙。
——打墓的也不待了?
也不待。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情况,……改革了么!

“礼钱能收千把块钱,不够办丧事,出殡需要2000多元。对他们家是很大负担了。”旁边一位村人说。
虽然不待客了,但“礼数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殡,这是这里“出殡埋人的规矩”。来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是娘家人,他说:“亡人了,得来人。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忙,我就来了。”葬礼开始了,孙男弟女跪倒一片,李郭氏80多岁的大儿子哀哀哭号著“我哩个苦命的亲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一个小小的民间丧葬仪式队,举行一个简单的丧葬告别仪式,颔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跪拜叩首一丝不茍,表达了民间百姓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敬畏。


村子里强壮劳力已经不多,每次送葬几乎是全村出动。

生死患难中最讲情义。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妇孺,人们相帮相扶著才能把日后的光阴走完。没有卖过血的村主任一下说不清经自己的手埋葬了多少因为卖血死去的乡亲,他说:“我们村的红白事我都到场,埋人需要抬棺材,像过年这时候年轻人都回来了还好些,特别到天热时间,身体好些的都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出力,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不能出力,一出汗就容易发病。我们这些没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就为死去的人打墓,抬棺材,下葬。”村子里三、四十岁的强壮劳力已经不多,每次送葬,几乎是全村出动,“到场的人不少,能出力的人不多,到场是尽心意,每次抬棺打墓的力气活,差不多都是靠那几个人。”

每逢发丧,村民小组长都会在村里吆喝:“埋人哩,老少爷们都来搭把手罢……”无论力气大小,能到场的都会到场,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师朱恒昌手把手教授年轻的孝子送葬的规矩,认真登记邻里乡亲送上的5元、10元“祭礼”,年长者帮年幼的孩子铲下第一锨土,把年轻的父亲或者母亲安葬。


葬礼桌前,人们向本文作者讲述著一个个悲惨的故事。


“人间恰遇英明主……”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师朱恒昌。他唤住我,送给我一首写在香烟盒纸背面的诗:

赠访者
科学滞后顽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惨。
新坟连著新坟起,
遗弃老小哭苍天。
人间恰遇英明主,
派来天使访灾难。
安得玉宇尘埃净,
万民顶礼颂德衍。


祭礼单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赠诗。

这首诗显然是赠给我这个“天使”“访者”的,一番心意我很感动。但是,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认定是“英明主”派来“天使”。诗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惨”很真实很具体,他把原因归咎于“科学滞后”;后半部把解救灾难的希望寄予“万民顶礼”的“英明主”的“德衍”。
朱恒昌当了一辈子乡村民办教师,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直到退休也未能转正,至今身份依然是农民。但这不妨碍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他是这里乡村民间文化的实际传承人。他的这种观念认知,在河南民间社会很有代表性。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统观念在中原民间社会影响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这种正统观念的反映。这里的百姓是很崇上的, 百姓对官,又恨又怕又离不了, 再苦再难再冤屈,他们相信有一个“上层青天”是好的,“会还我们一个公平公道”。因此才会有一次次上访告状、包围地方政府机关要求“答复”、种种面临死亡绝境的呼救。但是,这一切却往往被看做是丧失理智的“对抗”行为。民和官的关系“纠缠”得太紧太深,是中原社会文化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从2004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到2009年炎热的夏天,六个年头的时间里,我许多次往返于这个中原大地上的村庄,一次次走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期间去世的有李建军、李继臣、李老四、朱老五,还有李长春、李献臣、李中臣、李留安和留安妻、李松才和他的哥哥、顾艳萍、阎秀荣、花荣、玉花、老歪李铁印和他的哥哥、朱老五的哥哥朱老二、孟宪友和他的两个儿子、陈赓兵团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李春营上吊自杀的父亲、李老四的母亲、李建军的母亲、孟昭周、王化学……。


本文作者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

走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问:历史到底在诉说什么?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类到底在期盼什么?同时追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
我决定记录这段我正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体察它厘清它。记录历史为了反思历史,反思历史为了不再重蹈覆辙。走过历史,记录历史,书写真历史,研究真问题,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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