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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未来仍有不确定性

 

2018年美国对华展开了几乎是全方位、宽领域和高强度战略攻势,转折下行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中美两国互有误判,未来仍有不确定性。

《超讯》2019年2月号

2018年12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相互转达对两国人民的新年问候,并共同表达了重视两国关系、加强合作,力促阿根廷会晤共识得到落实的意愿。

2019年元旦,两国元首还互致贺电。据《超讯》观察,这些可以看成2019年中美关系回稳的重要讯号。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实力日益接近的新兴大国,结构性矛盾日趋突出。新的一年中美关系能够逐步回稳还是继续下行,取决于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政策实践。这当中,美国是关键方。

中美关系转折下行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梅拉尼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中国以“国事访问+”的超规格热情接待,首场活动安排在了古老的紫禁城内,这种极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总统的高度尊重、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特朗普带走了2535亿美元的专案大单,中国期待中美关系能就此迎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

始料未及的是,特朗普离开中国后,赴越南岘港参加APEC会议,会上的长篇讲话涉及贸易公平、智慧财产权保护和南海自由航行等等。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矛头集中指向了中国。紧接著,中美关系一路下行,出现重大转折。2017年12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公布《2018国防战略报告》;2018年2月2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三个极具冷战思维的报告,十分清晰地赋予中国三个新的定位:一是“战略竞争对手”;二是“修正主义国家”;三是“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的挑战者”。这表明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美国已认定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是美国头号战略对手。在此认知下,美国以经贸为主攻方向,频频对华发起挑战。

2018年2月16日,美国对中兴公司进行严厉制裁;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减税;6月15日,白宫对中国500亿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当中国采取对等征税措施后,美国又对2000亿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继续扩大征税范围,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与此同时,去年1月和3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这是继《与台湾关系法》后,又一个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的法案,允许美国国防部长以下官员访台、军舰停靠台湾军港。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质变

2018年,美国提出了地缘战略力量重新组合的“印太战略”,不断挑衅中国南海的主权和安全。一年中,美国已在南海进行了五次“航行自由行动”。特朗普上任两年来,美舰到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已超过了奥巴马执政时的总和。当然,2018年中美也有合作成果,促成了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半岛重现和平曙光。对此特朗普已公开对习近平表达了谢意。但2018年美国对华展开了几乎是全方位、宽领域和高强度战略攻势,转折下行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

个性极强的政治素人特朗普,逐利、好斗、善变、敢为,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是个史无前例的个例。竞选时特朗普指责中国利用美国敞开的市场大门,操纵人民币汇率,向美出口大量廉价商品,抢走美国人的工作,造成数百万人失业。声称其当选后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

登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和建制派总统不同,似乎没有完整的外交、安全战略,不重视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不关心用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塑造世界,对维护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同盟体系和货币贸易体系不以为然。他重视竞选承诺的兑现,看重美国的经济利益,赚钱还是赔钱似乎成了判断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对华贸易每年3000多亿逆差,特朗普绝不容忍,下重手其实并不奇怪,造成中美关系的一路下行。但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并非完全取决于特朗普个人因素,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中美由敌对到和解、由合作到竞争、再由竞争到遏制的政策演进,反映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发展的一个必然性走向。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高度分裂,受到以民主党为主的体制精英们抵制、掣肘,“通俄门”阴影挥之不去,两党争斗导致美国政府长时间“停摆”。尽管政治极化、打成一团,但在对华贸易战以及战略挤压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却得到高度支持。特朗普与美国媒体一向不睦,经常互怼,但在对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媒体相当助阵,一些主流媒体甚至比特朗普更激进,批评特朗普对中国不够强硬,“获得一点让步就满意而归”。前美国国务卿、老牌的民主党人奥尔布赖特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参众两院在《台湾旅行法》表决时,议员竟无一人反对,当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会对日宣战表决时,还有一张反对票。这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过去的对华接触、合作和竞争,逐步被竞争、对抗所取代,在大多数美国政客、精英的眼中,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的和“零和性”的。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以强权和激烈的措辞,尖锐抨击中国,称中国正在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被普遍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质变的标志性讲话。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中美互有战略误判

中国越发展越与世界联系紧密,越发展受到外部制约越多,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大国都走过的路程。特朗普声称对华征收高额关税是为了公平贸易,这不过是问题的表象,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力量的消长。两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完全不同的大国,综合实力迅速接近,这种结构性矛盾,深刻影响著中美两国领导层和战略界的认知和判断。客观地讲,两国都对对方存在著战略误判。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后,引起了美国政治精英的高度警惕,并引发了美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讨论,结果是反华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性观点认为尼克松政府以来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错误的,支援中国加入WTO,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使中国逐步开放、进而走向市场化、自由化的努力是徒劳的,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挑战者。反华派认为,近年来中国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岛礁吹填行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地缘政治和高科技领域形成全面挑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被美国政客按西方强权理念解读为谋求全球势力范围、把美国挤出亚太,挤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共十九大报告也被曲解为中国“未来全球霸权统治计划”。如此战略误判,已成为府院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中国对美的战略判断总体上比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更为客观,但也有误判。长期以来,经贸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结论。当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时,过于乐观地认为中美经贸已高度融合,特朗普打不起大规模、长时间的经贸战,并对取得胜算估计过高。而事实是,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总体上被动,这种被动不仅在于中美实力的差距,也在于对贸易战研究判断不到位,对策失当有关。另外,由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官方、学界及民众中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有知名高等学府发布了中国已全面赶超美国的研究报告,官方媒体推出“厉害了,我的国”的宣传片,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判断偏离了客观轨道。结果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华的警惕,影响了双方的战略互信,进而被反华政客们所利用。

中美关系仍存不确定性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中美战略关系能否止跌回稳,回归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正常轨道,还很难判定。

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是年初岁尾两国元首在良好的气氛中越洋沟通,可以视为双方共同释出的积极姿态;二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可以谨慎乐观,因为这是由习近平、特朗普共同定调、推动的,美方向中国提出大幅减税、市场准入、智慧财产权保护等要求,与中国深化改革的内容高度契合。贸易战以来,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美国股市已出现几次大跌,美国工商领袖普遍反对贸易战。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促成协定的达成;三是中国和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展顺利,菲律宾、越南等域内国家更希望和平解决分歧,美国航行自由行动难以得到呼应;四是中日、中印关系改善,莫迪总理、安倍首相相继访华;五是朝鲜半岛中美有继续合作的空间。

从负面的情况看,中美关系面临三个层面的现实和长期风险:一是贸易谈判或受到新的干扰,如孟晚舟事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最近宣称,为了让中国“做出有意义的让步”,需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减税。如果谈判达成协议,如何落实也可能存在障碍;二是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和政府、议会中反华鹰派、反特朗普势力有可能整合到一起,在台湾、南海、新疆、西藏等问题上设置议题,干扰破坏中美关系,掣肘特朗普。特朗普撤换了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白宫最后的“成年人”,接任者很可能具有冒险性。本月7日,美国海军“坎贝尔”号驱逐舰,再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有可能更加主动地配合美国挑战红线;三是美国国内的中美“脱钩”论,有可能付诸推进。所谓“脱钩”,即降低中美经贸依存度,在华美高科技企业陆续撤出中国、政治关系趋远,已有的各种沟通机制被搁置、战略合作弱化,重大国际问题不再与中国协调立场。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退群”,目的是以退为进,破旧立新,逐步打破既有的中国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另起炉灶且把中国排除在外,如在北美自贸协定中设定“毒丸条款”就开了先例。当然能否真正“脱钩”还需要观察,但应认识到此举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长期风险。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考验著中国政府的智慧。

目前,中国内外政策也在调整,把握好目标和能力的协调,不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在坚守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好解释和修复工作,保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避免中美贸易战升级为意识形态对抗,力求贸易战损失最小化。积极参与WTO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欧洲、东亚、东盟等区域经贸和安全合作,多管道扩大经贸往来和经济收益。

当然,最核心的是解决好自身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国内问题解决好了,处理中美关系和其它国际问题,就有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

文/成然,《超讯》2019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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