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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对中共十二大以来国家战略的颠覆
时间:2013-11-06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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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半个月的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新口号。

当时就有外国记者让我评论“中国梦”,我说:这三个字是个筐,还要看往里面装什么东西,看它有什么样的指向性、针对性。如果它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意在化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和制度差异,重现凝聚同一个“中国梦”,就是有意义的口号。

《南方周末》2013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的作者显然与我有着类似的思路。宪政,可以成为改革的升级版,成为大陆朝野和海峡两岸的底线共识。用 “宪政梦”来诠释“中国梦”,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法治梦”,分量似乎还不够,毕竟当局已经讲了几十年法制和法治;“民主梦”,又怕吓跑一些患有“民主恐 惧症”的权贵;“宪政梦”,正好介于二者之间,照顾到方方面面。

然而,《南方周末》很快就受到整治,酿成一起严重的媒体事件。此后,9号文件、8月宣传工作会议接踵而来,人们逐渐发现,“中国梦”原来是用来进行“舆论斗争”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是反宪政、反公民社会、反新闻自由的,一言以蔽之,是用来针对“普世梦”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牛军最近发表《政策研究不能被激进外宣绑架——〈中美战略互疑〉读后》,文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战略是 否在被国内力量牵动,我也认为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在这里不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考虑2012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剧烈变动,我们就相信中国走和 平发展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吗?如果不少中国人都不敢确信,外国人还会坚定不移的相信?……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同样包含改变中共十二大 以来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因此这个口号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它的内涵需要尽早解释清楚。”

牛军教授说得比较含蓄。我这里可以说得更加直白一些:8月宣传工作会议版本的“中国梦”,是对“中共十二大以来国家战略”的颠覆性改变,或者说“颠覆性错误”。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由于中国文明的相对封闭性,古代中国人只能做“中国梦”。这种梦通常是指向过去。孔子的“中国梦”是“尧舜梦”,他说那时候“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宋代以后汉人的“中国梦”是“皇汉梦”、“盛唐梦”,希望能够恢复昔日的国力与国威。等而下之的则是“南柯梦”、“黄粱梦”。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类似于 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种指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梦想之作。

从最早使用“新中国”一词的梁启超开始,中国人开始做“普世梦”。所谓“新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国”,即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国。胡适在1933年指出: “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 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 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 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 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为什么梁启超、胡适这些人的“普世梦”至今没能实现?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胡适所说五四之后在何谓“新文明”上的“迟疑与矛盾”。五四前夕引入的马克 思主义号称历史发展有五个必然的阶段,西洋的资本主义是第四个阶段,社会主义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才是最高阶段。至此,“普世梦”阵营分裂了,一部分人继续 做“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梦”,另一部分人开始做“苏维埃梦”、“共产梦”。

另一个原因是有权势的人顽固坚持“中国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曰“中体西用”),袁世凯要登基做“皇帝梦”,都是要维护中国的传统政体与政治文化。

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时候,是以美国为榜样的,但后来却加入了更多的“中国特色”,逐渐变味了。国民党政权在1934年成立了以CC派首领陈立夫 为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行《文化建设月刊》,刊载了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中体西用”。1943年,十教授中的 陶希圣为蒋介石代笔《中国之命运》,书中写道:“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 一切都不是。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只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 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治,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 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抨击,“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尚未掌权的中共与已经掌权的国民党不同,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始终坚持“普世梦”。从一大到六大,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都是拥护“苏维埃梦”和“共产 梦”的。中共七大有些特殊,受《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同年9月,苏联等国表示同意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共产 国际解散的影响,在“苏维埃梦”的底色上强化了“美国梦”的渲染。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称:“‘自 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共八大抹掉了“美国梦”的痕迹,重新回到 “苏维埃梦”和“共产梦”的轨道上来。

从九大开始,“中国梦”出现了。中共与苏共彻底破裂后,中共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榜样和师兄。九大政治报告称:“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 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他提出了“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世界革命的新战 略,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理论,他提出了不同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新道路(“五七道路”)。十大与十一大,仍然是“中国梦”的延续。但是 随着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后的中国对外开放,“美国梦”开始逐渐侵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的“中国梦”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成为党内外的一种共识。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 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 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到中共十二大,确立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牛军所说的“国家战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说搞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曾在1980年提出过一个检验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 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 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上述“总任务”与“检验标准”,成为中国十三大所谓“全面改革”的基调。在抛弃毛泽东的“中国 梦”之后,中共重新回到“普世梦”上来,但这一次更接近七大时的路线,“欧美梦”的分量掩盖了“苏维埃梦”的基底。

中共十二大所确立的“国家战略”,在1989-1991年间几乎动摇,但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得到肯定。2001年“入世”,是沿着这个既定方向 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都没有质疑这一“国家战略”。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24字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与普世价值观并无显着相悖之处。但是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就提出了“中国梦”,其政治含义和指向究竟是什 么,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思。

“中国梦”这个口号,最早是由一名解放军大校刘明福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有“战斗性”而非“包容性”,在8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得到充分显现。“网络就是扞卫 国家利益的上甘岭”,已经从戴旭的个人话语转变为军报的官方话语。邓小平的“搁置争议”、“韬光养晦”被抛弃,从去年以来钓鱼岛争端的不断激化可以得到确 认。“中国梦”的推动力来自何处,已经愈来愈清晰了。

“中国梦”的理论支撑是“中国模式论”,其鼓吹者是由“1990年代新左派”转化而来的“21世纪中国国家主义派”。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没有也不需要有榜样和赶超对象,中共领导下的国家制度与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景仰和学习的范式。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蒋介石牌号的“中国梦”、“复兴梦”与毛泽东牌号的“中国梦”与“复兴梦”。虽然中共现在的领导人与毛泽东有着更多的历 史渊源,虽然他们现在正在借用越来越多的毛氏话语,但是他们的“中国梦”、“复兴梦”更接近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 他需要“不断革命”才能实现理想;而当下的“中国梦”有着更多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只需维稳就可以确保既得利益。借用陈伯达抨击蒋介石的说法, 他们实际上主张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陈子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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